教出《史记》之魂（下）

教出《史记》之魂（下）

———试论《鸿门宴》“批判性”教学

上海市北中学   陈   军

其二，联系史学认知，发现司马迁写“人”的历史气息。

高中生读《鸿门宴》，既要从文学上欣赏其表达艺术，也要从史学上认识司马迁的历史批判。

我非常赞同上海老一辈名师郑宝隆的观点。他说：“鲁迅先生说《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些评论启发读者，读《史记》要能够从史学的角度去理解，也要用文学的眼光去欣赏。如果只读几篇传记，只知人物的‘生动描写’，事情的‘段落层次’，是不足以言了解《史记》的。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又说，‘后世诸史之列传，多借史以传人；《史记》之列传，惟借人以明史’……梁氏此语，更能使人领悟：读《史记》中的传记，别忘了‘史’，别只顾‘刻画人物’这一端。读之，首先要着眼于‘史’。”（郑宝隆《高中文言诗文注译》，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第67页）

怎样在《鸿门宴》中读到历史的气息呢？

第一，要联系《史记》中另外相关作品加以系统理解。李长之说：“要知道司马迁是拿整个的《史记》与人相见的，并非单篇分开给我们……例如管仲、晏婴的贡献或历史地位，如果我们只看《管晏列传》当然要责备司马迁所记太略的，然而在《齐世家》中却仍有详细的记载……这是前人所发现的‘互见法’。我们可以这样说，就他单篇文章看，他所尽的乃是一个艺术家的责任，只有就他整部的《史记》说，他才是尽的历史家的责任。倘就单篇而责备之，他就太冤枉了。”（《司马迁人格与风格》第228页）

第二，要联系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宗旨加以深刻思辨。司马迁的创作宗旨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探究宇宙与人类的关系，尤其是研究“人”在天地之间的生存与发展状态；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贯通人类历史进程而去推断其发展规律，回答社会与历史演进的“为什么”；所谓“成一家之言”，就是运用纪传体这一历史写作方法，以“人”为中心加以主体描叙，强调“人”在历史中的巨大意义。这三方面既各有侧重，又融为一体。

第三，要联系司马迁创作《史记》的思想倾向来学习其追求真理的批判特点。司马迁创作《史记》是以孔子作《春秋》来自许的，他说“小子何敢让焉”，表露的就是希望《史记》也能达到《春秋》的高度。《春秋》的高度就是“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史学精神，就是敢于批判，具有使“乱臣贼子惧”的思想威力。其实，正如刘大杰所言：“《史记》不仅在体制上超越了《春秋》，更重要的是在历史观上，已突破了儒家正统思想的束缚，自成一家之言，建立了进步的历史观点。”（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2版，第184页）翦伯赞指出《史记》的批判是多角度多方式的，基本上可概而言之为四种，“一用标题，二用书法，三于叙述中夹以批判，最后而又是最重要的，则为各篇之后的专评，即‘太史公曰’之下的文章。‘太史公曰’，就是司马迁设计的历史审判的法庭”，由此“也就知道《史记》一书，不仅是为了叙述历史，而且也是为了批判历史；从而也就知道司马迁之作《史记》，不是为了清算古人，而是为了要从古史中找出一些历史教训”。（《史料与史学》，第103-109页）

讲到司马迁的批判，就不能不提班固了。作为司马迁之后杰出的史学家，班固用司马迁的方法写成了一部西汉历史《汉书》，但所取立场近乎忠君，旨在维护封建正统。周予同鲜明指出：“《汉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作者的思想浸透着封建意识。”（《中国历史文选》，第1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版）因此，他一边学司马迁，一边又否定司马迁，修改司马迁，比如去掉了项羽本纪，取消了陈涉世家，加上惠帝本纪，为吕后专政辩护……同时对司马迁《史记》的思想精华大加否定，他说：“（《史记》）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赞》）又说“其言秦汉评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同上引），宋以后学者多沿袭班固之说，对《史记》吹毛求疵。在史家翦伯赞看来“大抵据经以证史，故其所疑者，未必可疑；其所正者，未必尽正”。

因此，我们使用王安石、王应麟、王若虚、柯维骐、汪绍焻、杭世骏、丘濬、梁玉绳等人材料时要特别小心，更不能编拟出“项伯是不是一个‘纯粹’的叛徒”之类的鸡零狗碎的问题去掩盖作品思想之神髓，尤其是不能误导学生用《史记》《汉书》记“鸿门宴”的异同来反观《项羽本纪》的记载，在这种思路下的“合理推测”岂无谬乎？《史记》之批判是真批判，是中华文化史上最壮美的批判。在这方面，班固这类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当然，《汉书》自有别的优势），所以在翦伯赞看来，“若以《汉书》比《史记》，那真是瞠乎其后矣”。（《史料与史学》）所以，我们采用古文献资料来引导学生进行批判性思维训练要慎之又慎，最有把握的还是引用多位大史学家的共识比较可靠。否则，教坏了思维习惯，形成了恶劣的批判习气，不仅误读经典，而且误人子弟。

基于上述三点认识，我选用了《史记》中的《秦楚之际月表序》一文，引导学生对《鸿门宴》的刘邦之“伪”进行深度思考，从而提高其批判性历史思维能力。“月表序”原文如下———

秦楚之际月表序

司马迁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

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杰，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奋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选自《古文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7月版）

我们知道，《史记》全书，以本纪为纲领，而以世家与列传演绎本纪的内容，使本纪、世家与列传构成链条，然后再以全部的纪、传与书表相关联。这就是《史记》的完整体系。读《史记》要有这样的整体认知视野，如此才可见到《史记》的真实性。高中教材中，《廉颇蔺相如列传》反映了秦王贪婪的本性，也写出了秦王是纸老虎的一面，由此我们再看《陈涉世家》，就懂得了佣耕之人为什么能凭借“骑千余，卒数万人”而建立张楚了，就知道“伐无道，诛暴秦”是能形成强大势力的。由《陈涉世家》再来读《项羽本纪》，就能知道项刘之势形成的根本原因了。

再由这些篇章，来看刘邦由弱变强，由被动转为主动，最后竟能消灭项羽，就会感到，这是一道历史变化的“奇观”。

因此，读这篇序，我引导学生思考三个问题：一是回顾历史，在司马迁看来，历史所昭示的发展特点是什么？二是刘邦最后夺取天下，凭借的条件是什么？原因何在？三是通过对由秦而汉的历史回顾，司马迁想要表达的意旨究竟是什么？

通过讨论，我们越来越明确：司马迁回顾历史的推进，一是靠仁德，二是靠勇力。“德”的代表，如周文王、周武王；“力”的代表，主要是灭掉六国的秦朝。无论是“德”还是“力”，都要有较为漫长的过程。秦再强大，但要灭六国也得费蚕食之功。但是，刘邦夺取天下，分明显出新的面貌来，这就是一个“亟”字，即闪电一样摧枯拉朽。人们不禁要问：刘邦凭靠的是“德”吗？如同周文王周武王那样吗？非也；凭靠的是“力”吗？非也，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沛公兵十万，“力”明明在项羽，为什么恰恰就是项羽失败了呢？“五年之间”，时间何其短也；“号令三嬗”，变化何其快也！由项羽为盟主而变为刘邦建“汉家”，一月之事，多于一年，司马迁对于“鸿门宴”所关联的这一个月的巨变，专门作了“月表”，排出时间、地点、事件、人物、结局，仔细一看，感慨万端，哀从心生，眼睁睁看着鸿门宴，听着四面楚歌，定格于霸王别姬，乌江自刎的历史画面，不能不作《月表序》而生发议论，对历史规律发出惊天之问！刘邦“成于汉家”的条件与原因何在？原来《鸿门宴》由写刘邦之语言从而揭示刘邦之伪诈，目的就在这里！刘邦是历史变化的一个新典型，以致司马迁连呼“岂非天哉？”“岂非天哉？”

这里要指出的是，司马迁写《项羽本纪》是在汉武帝眼皮底下进行的，他对汉家的质疑，对高祖的讽刺以及批判，显然是胆大而又“妄为”了。这样的批判勇气，只有司马迁才有。当然，语言表达上又不能过于直截了当，直言不讳，因此，必须用问句出之：“此乃传之大圣乎？”这是说，刘邦能够成功，大概因为他也就是古书上所说的圣人吧？刘邦是大圣吗？在司马迁心目中显然不是的。不是大圣，那为什么能成功呢？因此又问：“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这是说，倘若不是大圣的话，怎么能担负君命而践帝祚呢？这个反问，表面看来是强化了肯定，刘邦就是圣人；然而，细细体味，特别是结合“岂非天哉”这一发问来思考，司马迁的真意是对“汉家”的质疑，是对刘邦的讽刺，是对历史规律的质询。司马迁固有的历史观念———对于“德”与“力”的概念，在项刘争霸的历史烟云中，彻底地被消解了。历史的规律究竟是怎样的？司马迁陷入沉思。按后人的认识“秦楚之际”应该改作“秦汉之际”，然而司马迁一定要突出项羽打败秦暴的历史功绩，一定要承认，“诸侯主之”的事实，因此，一定要记录“秦楚”这一时间的特殊性，同时把项羽列入“本纪”的范畴之中。司马迁新生于历史事实的史学精神于此可见一斑！班固也不得不承认，“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

为什么司马迁对项羽有如此深厚的感情？这个问题相当复杂，不必过多剖析。但是有一点要使学生明白司马迁所深深礼赞的，“是一种冲破规律，傲睨万物，而又遭遇不幸，产生悲壮的戏剧性的结果的人物”。《史记》中有项羽、有李广、有屈原，这些有奇才的卓越者作为历史的贡献者反而成了历史的牺牲品，而历史却时时让因奸使诈巧施诡计者成为主人，这种隐痛在司马迁心中挥之不去，意有所郁结，“能无怨乎？”当然，司马迁对项羽也有所批判，《项羽本纪》末尾的“太史公曰”，可作为练习，让学生翻译。

基于以上讨论，我和学生们便认识到，学过《鸿门宴》之后，再学习《秦楚之际月表序》，就会看到史家精彩的描述之中有着多么深刻的历史洞见和批判。这对于高中生来说，无疑有利于提高思辨能力、增强批判思维、深化质疑意识。

（《山东教育》2023年3月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