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多角度理解《记念刘和珍君》

【编者按】 《记念刘和珍君》作为现代文学的经典名作，长期选入中学教材，对它的解读文章也是林林总总。作为鲁迅研究专家的刘春勇教授，从四个角度对作品进行全面解读，虽然目标在于普及，但是其系统性和深刻度，仍然对教读此文以及理解鲁迅先生的作品有诸多启发。

如何多角度理解《记念刘和珍君》

中国传媒大学   刘春勇

《记念刘和珍君》写作于1926年4月1日，原刊于1926年4月12日的《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系鲁迅为三一八惨案死难者所写的系列纪念文字之一。文章因其激烈的情感、反抗的斗志、诗意的文字和散布全篇的警句而深得人们喜爱，成为广为流传的不朽名篇。

要理解这一篇作品，需要了解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什么是三一八惨案；其二，鲁迅同三一八惨案的关系；其三，鲁迅面对三一八惨案都说了些什么；其四，鲁迅为什么这么说。下面我们来一一阐述这四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什么是三一八惨案

小而言之，就是1926年3月18日发生的一起恶性事件，其间以在京高校大学生为主的北京民众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段祺瑞执政府接受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会后赴执政府门前游行请愿，执政府卫队枪击请愿群众，造成47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然而，事情却并不是这么简单，其因由实际上极为复杂。长期以来，中学语文教育，甚至鲁迅研究等诸多领域对这一问题的讲解都语焉不详。简单来说，三一八惨案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历史从北洋政府向国民政府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其背后的政治纠葛远远大于一次民众请愿事件。其历史与政治的背景略述如下：

袁世凯控制的北洋政府曾经实现过短暂的中国统一，但其后四分五裂、派系林立，其中直奉皖三派势力最大，且背后皆有英日美强权扶持，其中直系依靠英美，奉皖倚重日本。三派相互争斗，战争不断。而1920年之后，在北洋系这三派势力之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变量就是与苏俄合作的孙中山领导的南方国民革命军。三一八惨案之前，中国政局大变动，起先是孙中山联合奉皖两派组成“反直铁三角”，直接导致在1924年10月，冯玉祥因受苏俄影响而同情南方革命，发动北京政变，直系倒台，取而代之的是段祺瑞执政府。表面上看，似乎“反直铁三角”成功了，但随着1924年底孙中山北上北京“共商国是”的失败及其次年3月在北京的去世，实际掌权的仍是北洋旧系，新兴的革命势力依然被排除在外。而此时南方革命正风起云涌，为配合南方的军事行动，受苏俄影响，已经深谙政党政治的国民党，此时已联俄联共，遂在北京发起民众运动，试图推翻北洋旧系的统治，谋求国民政府的新政局。这也就是所谓的1925年的“首都革命”。“女子高师事件”实际上也属于“首都革命”中的一环。1925年底，受冯玉祥的影响，奉系大将郭松龄倒戈，继而失败，1926年初，直奉联合进攻京津的冯玉祥国民革命军，遂导致涉外的“大沽口事件”，日本纠结与《辛丑条约》有关的其他七国对执政府发出“八国通牒”。而此时的国民党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发起民众运动的契机，遂组织和运作了三一八民众大游行。3月18日当天，起初是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随即前往执政府门前游行请愿，最后的惨案应当是场面失控后所造成的惨剧。

其二，鲁迅同三一八惨案的关系

因为《记念刘和珍君》这一篇太有名，以至于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三一八惨案的主体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其实不然，参加游行的其实是在京多所高校的学生，甚至还包括中小学生。清华大学的教授朱自清也在群众游行队伍当中，事后他还写过一篇描述亲身经历的《执政府大屠杀记》，此外还写过一篇哀悼事件中死亡学生的《哀韦杰三君》。

除朱自清外，与鲁迅同时代的周作人、林语堂、闻一多、刘半农，乃至与鲁迅不睦的“现代评论派”的陈西滢、徐志摩、王世杰等皆有记录三一八惨案的文字，有些甚至同鲁迅一样还写过多篇纪念文字，如周作人就先后写下《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对于大残杀的感想》《可哀与可怕》《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等文章。

鲁迅当然是记录这一历史惨案的最为杰出的代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写下《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空谈》《如此“讨赤”》《新的蔷薇》《淡淡的血痕中》八篇文字，表达了对死难者的哀悼、对屠杀者的愤怒、对“流言者”的不齿和对学生请愿行为的不赞成。三一八惨案发生之时，鲁迅对民众请愿的事情知不知道呢？其实是知道的。他在《记念刘和珍君》中说，“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手稿本）》第17页中说：“我还忆起‘三一八’那天的清早，我把手头抄完的《小说旧闻钞》送到鲁迅先生寓处。我知道他的脾气是要用最短的时间，做好预定的工作的。在大队集合前还有些许时间让我送去。放下了抄稿，我就连忙要走，鲁迅问我:‘为什么这样匆促?’我说：‘要去请愿！’鲁迅就讽刺地说：‘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抄呢。’那明显是先生挽留的话，学生不好执拗，我只得在鲁迅故居的南屋抄起来，写着写着，到十点多就有人来报讯，说铁狮子胡同段执政府前关起两边铁门拿机关枪向群众扫射，死伤多少还不知道。我立刻放下笔跑回学校。”其中“到十点多就有人来报讯”中的“人”，指的是鲁迅的学生许羡苏。这也就是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之二》中所写的，“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此后的一个星期，鲁迅并没有像周作人他们一样第二天就写出了相关的文字，而是始终沉默着，一言不发，可以想见其内心的痛苦。到了3月25日，也就是到为刘和珍君等死难者开追悼会的日子，他才开始写《“死地”》对中伤请愿者与死难者的“流言”予以还击，此后到4月8日连续写就了七篇相关的纪念文字，而其中尤以《记念刘和珍君》为世人所称道。

其三，鲁迅面对三一八惨案都说了些什么

概括地讲，鲁迅所写的这八篇文字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内容：一、屠杀者的残暴，如《无花的蔷薇之二》《记念刘和珍君》《空谈》；二、“流言”者的卑下，如《“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空谈》《新的蔷薇》；三、对死难者的哀悼与痛惜，如《记念刘和珍君》《淡淡的血痕中》；四、对学生请愿行为的不赞成和期待别样的战法，如《“死地”》《空谈》；五、对“真的猛士”和未来的期待，如《记念刘和珍君》《淡淡的血痕中》。

具体到《记念刘和珍君》这一篇，则可以一段一段地来看，一共七大段，第一段写“我”参加死难者的追悼会，“程君”劝“我”写纪念文章，“我”难掩痛苦之情；第二大段，交代追忆的时间线，以及对追忆之重要性的强调；第三大段交代“我”与刘和珍君的相识相知及永别；第四大段诉说“我”见到遗体后的悲痛与愤怒；第五大段讲述刘和珍君及其同学死难的经过；第六大段暗示了对请愿流血牺牲的不赞同以及对死难者家属的宽慰；第七大段对惨案进行总结，明示牺牲的意义所在，并寄希望于未来。

其四，鲁迅为什么这么说

这里所说的“鲁迅为什么这么说”，实际上指的是鲁迅在言说的时候彰显了什么而隐去了什么。其实，1926年知识界对三一八惨案的书写大致可以分为情感型与理智型两类，前者以语丝派为代表，后者则以现代评论派为代表。以陈西滢、王世杰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认为应从法律的角度对惨案进行追责，除了指责暴力方，其焦点主要集中在请愿背后的政治势力及其鼓吹者，他们认为这些政治鼓动家不顾学生的安危，恶意鼓动其蹈危地，居心叵测。但这恰恰是鲁迅公开痛斥的卑下的“流言”。鲁迅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有所选择的，理由有三：其一，许广平曾经跟鲁迅讲于右任等国民党领袖鼓动女学生做烈士，鲁迅对此深表不满；其二，鲁迅之所以在公开场合不直接谈此事，在于其个人同国民党的深厚渊源及其革命“同路人”的定位；其三，之所以揪住“流言”者不放，在于其与陈西滢及现代评论派的历史恩怨，以及对他们不把重点放在抨击屠杀者、痛悼爱国学生上的愤慨。

（《山东教育》2025年4月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