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出《史记》之魂（上）

【编者按】

对多数人而言，高中阶段既是他们系统学习母语文化的“完成期”，又是其思辨力、欣赏力、语文表达力跨越式提升的关键节点，在此阶段，如何对其进行点拨与培育？著名语文特级教师陈军以《鸿门宴》“批判性教学”为模型提供了一类思路、一个范例。

教出《史记》之魂（上）

———试论《鸿门宴》“批判性”教学

上海市市北中学   陈   军

高中阶段正值学生青春期，有着相当复杂的成长特殊性。

就语文课程学习而言，这个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一是系统的语文基础学习进入“完成期”，除少数学生进入文科本科深造外，绝大多数青少年已不再进行长期的系统化语文课程训练。学校教育中，一个人的语文基础教育基本完成了。二是语文心智发展处于跨越期，抽象思维能力发展明显地比初中阶段表现出强烈的需求，因此语文思辨力与欣赏力构成了这个跨越期的智能支柱。尤其是学生内在的思想质疑与意识批判如雨后春笋正在“破土而出”，亟待强力点拨与培育。三是上述这两个时期的交叠，自然又形成了高中阶段语文教学的另一不可或缺性，即促进全民精神发育的冲刺期。换言之，这个“语文学习”冲刺，正是“高中阶段”语文学习能力跨越的具有全民意义的奠基性特征。

中小学人文精神训练，特别是高中阶段的冲刺性强化训练，虽然不是专业深造，但是量大面广，必定是面向全民的人文精神培育的最为广阔的思想普及土壤。近年来，笔者之所以强化“古典美与现代性”这一高中语文教学主题，其教育价值选择的必然性就在这里；尤其是强调“质疑思想”与“语文表达”的辩证统一，其教材处理与教学设计的立意点也就在这里。本文紧扣这一论题，仅以高中传统名篇《鸿门宴》的教学为例，再谈点教学认识与建议。

我们知道，虽然说《鸿门宴》是传统的教学名篇，但常见的教学偏失不可忽视，弊在失《史记》之旨。比如，从事件发生原因以及发展过程上认识并比较项羽、刘邦两大人物，得到的结论是，刘邦化被动为主动，在于其善谋略、听建议，是一代雄主；而项羽变主动为被动，走向失败，在于其刚愎自用、妇人之仁，因而逃脱不了四面楚歌。这显然是一个成者王、败者寇的错误认识，与司马迁写《鸿门宴》的意旨截然相反。又如从质疑思辨的角度引导学生思考，提出的问题很有学习误导之虞，如“利用《史记》《汉书》记鸿门宴的异同来反观《项羽本纪》的记载，对项伯等基本被定性的人物作新的思考”“质疑史书记载中的一些不合常理甚至矛盾的地方”（《普通高中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语文必修下第4页）。殊不知，班固《汉书》为汉家说话，以忠君为旨；司马迁《史记》是批判的历史、历史的批判，为史官个人著史之绝唱。班固和司马迁著史之旨迥异。教学上竟以班固之所谓长来比司马迁之所谓短，岂不谬哉？还有的以“项羽该不该杀刘邦”来引导学生凭空泛议，即使引用了丘濬、汪绍熠、杜牧、王安石的一些杂议（同上引，第45页），也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对于真正深入扎实地学习《史记》不仅没有丝毫助益，反而易生信口雌黄、臆说无根的坏习气。这样教《史记》，岂不令人痛心？

教《史记》，我以为有两本著作是不可不读的，一是史学大家翦伯赞的《史料与史学》，由此可窥见史学家心中的“史家之绝唱”；二是文学研究大家李长之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由此可认识文学家心中的“无韵之《离骚》”。有了这样的学习准备，我们对高中生讲《鸿门宴》就有可能在正确的认识之路上交流“认识”了。

对于《史记》，翦伯赞有一个深刻洞见，他指出：“司马迁的不朽，固在于他开创了一种新的历史方法；同时，也在于他所写的《史记》不是一部人们传记的汇编，而是一种富有灵魂的著作。换言之，《史记》不是一部死板的记述的历史，而是一部生动的批判的历史。”翦伯赞进一步强调：“从史记中，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司马迁在大胆地进行他的历史批判。他敢于指斥帝王，贬抑权贵；敢于歌颂‘叛逆’，同情贫弱。一言以蔽之，他敢于揭发历史的黑暗，抨击人类的罪恶。……用他敏锐的眼光，正义的观感，生动的笔致，沉重的语言，纵横古今，褒贬百代。在他的笔底，不知有若干黜废的贤圣、失败的英雄、侠义的豪杰、市井的浪人，放出的光彩；在他的笔底，不知有若干暴虐的帝王、荒淫的贵族、残酷的官吏、货殖的豪富，现出了原形。”（《史料与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第102-103页）。

批判性，《史记》思想之魂，也是司马迁人格之魂。这理应是我们学习《史记》“鸿门宴”一节思想认识的制高点。

怎样凸现“批判性”这一历史思想与表达艺术的聚焦点呢？我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自建单元学习任务而在教学上加以突破的。

其一，注重文学欣赏，认识司马迁以“人”为主体的描写。

学习《鸿门宴》，首先要了解故事情节，捕捉人物言行，走进故事的历史情境之中。一方面，在具体的行动上，在尖锐的矛盾冲突时，在人物命运的变化瞬间，在不同人物的互衬对比之妙笔里，来欣赏立体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我们要知道，“以人为主体”，既是司马迁创立纪传体的历史叙述方法，也是刻画历史人物的文学艺术策略。从“历史方法”上讲，作者记载历史人物的事迹，从而以线穿珠，让被记载者全身上下透露出历史的信息，进而显出某一历史时代的社会内容。这一历史方法前无先例，是司马迁的伟大创造。从“文学艺术”上讲，司马迁在历史叙事中以“人”为中心，力求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数量众多而突出类型，言行生动而揭示本性。事即人，人即史。不仅如此，在“事”“史”交织过程中又洋溢着作者“好奇”的性情，体现出浪漫的情调和传奇色彩。这样一种“以人为主体”的创写，《鸿门宴》无疑是最为典型的篇章。由于《鸿门宴》涉及人物众多，我在教学设计上，重点聚焦于刘邦、项羽这两个主要人物语言的点拨。

李长之在论述司马迁风格美学时，用“对照律”来概括《史记》常用的“形式律则”，指出：“司马迁往往用两种突出的性格或两种不同的情势，抑或两种不同的结果，作为对照，以增加作品的生动性。”（《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第255页）这个“律则”在《鸿门宴》的描写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描写刘邦，突出一个“伪”字，表现了一个政治老油条（其时56岁）的无赖相与奸诈术；描写项羽，突出一个“直”字，表现了一个不过31岁年纪的首领“狂飙式”的“少年精神”（李长之语），当然其也有简单粗暴、刚愎自用的个性特点。

司马迁笔下的褒贬是十分清晰的。

先来看刘邦的嘴脸。一是在谋士面前伪而显真。故事之初，沛公大惊。张良问：“谁为大王为此计者？”显然，沛公是瞒着谋臣的，但考虑到现在亟待谋士用计解困，于是便“伪而显真”，把“欲王关中”的真实打算告知了张良，说是“鲰生说我”，实则是“我”有此意。“沛公欲王关中”是确有此事，可见后边说“不敢倍德”“而待将军”的话全是谎言。刘邦之所以对张良吐出真言，绝非认识到错误，而是“今事有急”，不能不倚靠张良，意识到不能不用“真心”来打动谋臣，出计解难。二是在项伯面前“伪而示弱”。“约为婚姻”、拉拢关系之后，先说自己认真做了什么：“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特别强调自己这样做的目的是“而待将军”。刘邦为什么要重点解释“所以遣将守关者，是为了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这是因为曹无伤未使人告密之前，项刘已经发生冲突。项羽坑卒20万之后，乘势至函谷关，没想到“有兵守关，不得入”；又听到沛公已破咸阳，因此“大怒”，“使当阳君等击关”。显然项刘双方前锋已经交上火了。刘邦对此解释虽然仍是说谎，但能维护项羽面子，显示自己弱小，潜藏自己心机，因此听起来还是合情合理的。说到这里，沛公干脆“谎”出了感情，“伪”出了眼泪：“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何等声情并茂啊！沛公料定一番抒情定能打动项伯，于是顺势委以重任：“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这个“不敢”，彻底示出一个“弱”来，因而项伯信以为真。项伯是了解当时兵力实际的，觉得沛公的自我认识是可信的，因而为沛公说情也在情理之中了。而示弱，又正好满足了项羽的心理需要；刘邦的这个伪善，已经使鸿门宴之凶险化解了一半。三是，当这个“弱”已经由项伯“具言”转达到了项羽心头之后，第二天早上一见面，刘邦之“伪”又悄然生发出更切合项羽心理需要的内容，这就是“伪而示忠”。先总说一句“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你看，这里自称的“臣”，使身份降一级；秦汉时，“臣”是谦卑自称之词。又强调中心词“戮力”，表明全力合作配合并听从调遣，这就既突出了项羽的领导地位，又如实表明了忠心。继之，用“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来强化这个忠心，言下之意是当年我们分开而战，我都没有背叛你，现在我们走到一起了，我怎么可能会背叛你呢？这番表忠心的话说过之后，刘邦深知项羽心中最痛的一件事是什么，干脆挑明了说出，这就是先入关破秦，攻进咸阳。“先破秦入咸阳为王”本来是怀王与诸将的约定，刘邦先攻入咸阳，依约定应称王，然而狡猾的刘邦当然知道这个时候，这个约定是千万不能提及的。既要显示自己的功劳，又不能引火烧身，这句话该如何说呢？刘邦示弱的巧谋再一次使出来了，他说“然不自意能”，然，承前转折；不自意，自己都没有想到，我本是弱小的一支队伍啊！可见这纯属侥幸；能，能够，与“不”意连贯，这就是彻底否定了自己的实力。更妙不可言的是，这半句话带过之后，“不自意”还联通着下一句“得复见将军于此”，意思是说，分别之后，我对您是日思夜想，没想到这么快在这里见到了将军您。这番话可以说是把刘邦的虚伪表现得淋漓尽致。扎扎实实地表达了这份忠心之后，又明明白白地挑明了当前误解的原因：“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这里，刘邦说半句留半句与项羽直言不讳形成鲜明对照。刘邦说出的半句，是挑明了误会原因：小人之言；留下的半句应该是将军您看对此怎么办呢？这样就把责任一齐交给项羽。这分明是丢个石头试水深，看看项羽有什么打算。谁知道这个项羽，年不过30余岁，怎敌得过56岁的老滑头，一口说出“曹无伤”，还自我辩解了一句：“不然，籍何以至此？”你看这话里似乎还含有为失当而生歉疚的意思。到此，刘邦心中有数了：鸿门宴该是有惊无险了。

尤其要强调的是，刘邦表现出的虚伪还在后边一幕。项庄舞剑之时，樊哙闯入救主，说出的那一番话同样值得深思。樊哙本是一个卖狗肉的屠夫，文化素质不高；在如此紧急情况下撞到宴会上一边救主，一边说出这么一番长篇大论，以致项王“未有以应”，真是非同一般，比“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的英勇形象更加令人惊异无比。含义共分三层：

首先是高度概括了项刘联军的行动目的，旨在推翻秦王暴政。按照他们所共同追求的价值观，项羽今天怎么能滥杀有功之人呢？显然，樊哙一开言就占据了价值观的制高点。

继之，明确怀王与他们的共同盟约：先破秦入咸阳者王。言下之意是，我家主公先入了咸阳，理当就应该尊之为王。你今天没有这样的举动，本身就是不守信约，明显存在“欲王关中”的野心。

第三，盛赞沛公劳苦而功高，同时反比项王不仅无信，而且残暴，必然重蹈亡秦覆辙！

这显然是一篇由樊哙说出的能够代表刘邦集团的政治宣言。樊哙显然不仅是一名拼命勇士，而且更是一个刘邦集团的理论宣传家。他把刘邦在不同时间地点说的话重复地表达，连一些重点词句都一模一样地整理成篇并加以发挥，显然不是偶得与偶然。刘邦对项伯说的话本来是在极隐秘的情境下口头交谈；刘邦对项羽说的话还是刚刚见面时发生的，樊哙此时可能还在帐门之外，未必能听到，听到也未必就能记住，记住也未必就敢于引用……在这样的节骨眼上，由他说出这么一段“长篇大论”，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品味和欣赏吗？

我们知道，司马迁在《史记》中选取人物语言是非常精准的。比如《项羽本纪》中写刘邦面对项羽要烹他的父亲时就说“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多么无赖的嘴脸！在《高祖本纪》中，写刘邦给父亲拜寿时不忘记讥讽己父：“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这不是无赖又是什么呢？司马迁以言写人，绵里藏针，妙不可言。这里写出刘邦集团共同话语的高度一致性，显然是埋伏着一条草蛇灰线让我们去发现：在赴宴之前，刘邦集团的每一个参加者都进行了“共同语”培训，统一认识，统一思想，统一言说。如同事先如何利用项伯，如何应急，怎么逃离，带什么礼品以及怎么送礼等等都作了精心周密的安排一样，刘邦集团的理想、目标、约定、距关、驻军等等各项工作都在统一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着（这与项羽集团随机而行、任意行事、直言不讳、各作主张也形成了鲜明对比）。刘邦的言说显然是极正义的，同时也是极感人的，具有极大的鼓舞斗士的力量。樊哙对刘邦的言说深信不疑，因此，当自己的主公在项王面前遭到如此不公正待遇时，他才真正地表现出“头发上指，目眦尽裂”这样的英勇决死神态和面貌。他的愤怒和英勇来自真诚。而这份极其宝贵的英勇形象恰恰又是刘邦伪而示诚所得。刘邦距关等分明是想称王的，并不是“以待大王来”，这在事件的一开始，刘邦就对张良如实承认了。然而，樊哙是不知道的。樊哙以及其他将士以致整个刘邦集团被刘邦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冠冕堂皇的言辞所统领着。

更有趣的是，有些谎言说多了以后，即使做了一些与谎言相冲突的事也不能自知了。比如，明明曹无伤说沛公“珍宝尽有之”，这本是一句实话，但沛公对项伯却说“秋毫不敢有所近”，其实“封府库”就是为了占为己有。到了樊哙嘴里，说得似乎更加振振有词了。再看实际行动呢？他们不是明明白白地带着白璧一双、玉斗一双吗？翦伯赞说“这在正面看来也很平常，但在侧面却暗示出大掠阿房宫的正犯不是项羽而是刘邦。因为白璧、玉斗，绝非一个亭长家里所能有的，一定是从阿房宫中偷窃的赃物”。翦说的是搜集史料的方法（《史料与史学》，第76页），同时也揭露了刘邦自称秋毫无犯的虚伪性。

在刘邦之言的比照下，项羽之言显得粗简、直露、质朴。故事之始，大怒而下令，直截了当；面对项伯从刘邦营地归来并为刘邦说好话，一句质询都没有，对项伯的建议竟然爽直应承；与刘邦见面后，听了刘邦一番示弱表忠的言辞，信以为真，竟然把曹无伤的名字直言不讳地告知了刘邦；宴会开始后，范增数目项王，要求按计划行事，谁知项羽改变了计划，居然从诚直人格上着想，不愿暗算；当樊哙撞帐入内，面对瞋目怒视自己的刘邦手下将领，竟然不认为他无礼，反而连声称之为“壮士”，极为直露地表示赞赏，涨对方的士气，灭自己的威风；最后，听了樊哙一番言辞，竟然“未有以应”，分明是对照起来，自感愧歉了！刘邦之“伪”与项羽之“直”鲜明对照，更见“伪”之巧、“直”之陋。

《史记》是纪传体通史，用力最深的，是秦汉百年间的历史；而秦汉百年之记叙又以“鸿门宴”这一历史瞬间最为传神。所传之“神”，正是人物言行所隐喻的“古今之变”这一为司马迁所一心追寻的规律。周予同认为“这部分记录的史学价值也最高”（《中国历史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7月新1版，第96页），把刘项言行深入地体味一番，是不是更能贴近司马迁的著史之心呢？

（《山东教育》2023年1、2月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