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语言·想象力·写作

【编者按】2019年夏天，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南京大学教授毕飞宇和长江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来到济南外国语学校“鹊华学堂”，以对话的形式为师生奉献了一场异彩纷呈的讲座。其中既有他们写作体验的分享，也有基于写作立场对经典作品的独立解读，更不乏教育者角度的谆谆恳谈。现场生成，启发颇多。

生活·语言·想象力·写作

    ———关于如何构建写作能力的对话

南京大学文学院         毕飞宇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张清华

毕飞宇：

我首先要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是我童年时代的故事。

我是1964年出生，家里特别穷。在苏北的小村里，我们家五口人，生活在多大的房子里呢？大概只有20平方米。我还有两个姐姐，那就意味着一件事情，我是不可能有自己的一张床的。我到六七岁，还和我的母亲、父亲挤在一张床上。晚上8点半钟之后，所有人家熄灯睡觉，我作为一个孩子，爬上去睡觉，那么我的父亲和母亲———成人，熄了灯之后，是不可能直接入睡的，他们两个人，就坐在床上聊天。聊天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是他们童年和少年的生活。父母是地主家庭出身，有各自的相对来讲比较富裕的家庭。

那么他们聊什么呢？聊他们当年穿的衣服，那些衣服我从来没见过；聊他们家里的家具，那些红木家具，我从来没见过；聊他们的瓦房、院子，那些瓦房、院子我从来没见过；聊他们的饮食，那些饮食，我从来没见过；聊他们的碗碟盆勺，我从来没见过。

但是有一条，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讲的故事是真的。时间久了之后，我慢慢长大了一点之后，还能经常回忆起，我躺在床上，听我父母讲的那些话。这个时候，他们的语言，完全成了我脑海里自说自话建立起来的房子、衣服和家具，这些跟我见过的20世纪60年代的生活，相去甚远，但我知道了一件事情———有另外一种生活发生过。这种生活在哪里？在我父母的嘴里。

往高层次说，生活在语言里。在我还没有成为一个小说家的时候，我就坚定一个信念，语言可以完整地建造生活的景象，不仅仅有生活里的物件，还有生活里的人，还有生活里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还有生活里无限丰富的内心。

这个东西，是我走向小说家、走向文学创作的第一步———就是相信语言的力量。刚才校长在致辞的时候说他的语言是苍白的，当然，这是在特定语境中的客气话。对我来说，语言不仅不苍白，语言还很有力量，语言的力量就是生活的力量本身，语言很可能就是生活自身。

接下来一个问题，我觉得比前面那个问题更加重要。

为什么我的父亲和母亲在聊我看不见的东西的时候，我会信，我会沿着他们的语言去想象、去建构他们所讲的那个世界？

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们处在一个黑灯瞎火的环境中，两人非常诚挚地、非常平静地，以一个生活的姿态、对话的方式，呈现出天下最有效的语言。有效的语言是最关键的语言，因为他们的对话没有任何的压力，无论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环境的、人文的，没有任何驱使，他们只是以一个普通人诚恳地使用语言的方式在讲一些话，那些话带上了生活的方式。

在我看来，你的语言是否有用，第一点很重要。这个语言自身，是不是拥有生活自身的应有的表情，当它拥有生活自身表情的时候，这个语言是可信的。当你信赖语言的时候，你才愿意接受别人所建构的世界。反过来说，当我以后成为一个小说家的时候，我也要建构一个世界，我首先要面对的是什么，不是急急忙忙地虚构一个任务、一个故事，把这个东西给读者就完事了。我要向我的父亲和母亲学习，学习什么？

学习他们赋予语言以特殊的表情，透过这个表情告诉我们，这是诚实的语言，这是有效的语言，这是拥有生活表情的语言。如果使用生活语言的人，从一开始把语言的表情忽略了，你只是像喝醉了一样乱说，你只是像炫耀一样乱说，你只是像拥有权力、胡乱指挥旁人那样乱说，你只是在别人的权力底下、屈服于别人的权力乱说，我要说，这样的语言是无效的。无效的语言没有创造力，无效的语言不能建构世界，无效的语言没有现代感也没有虚构感。

如何才能让自己的语言有效？我个人认为，尝试着从做一个诚实的人开始，也许是一个好办法。这里面有个悖谬，所有写小说的人在创作的时候，其实都在虚构，我们一定要强调，虚构和撒谎是两个不一样的事情。当你在虚构世界的时候，你是从诚实开始的，你建构了一个世界让别人相信你。我相信，任何一个作家，不论他写的是多么复杂的作品，最后他收获的不仅仅是作品。我愿意这样说，等我一辈子把小说写完了，最后我收获了什么呢？我收获了诚实的心灵和诚实的表达方法。

张清华：

毕老师刚才这番话呢，立刻让我想起了我的童年。

也是从语言开始说起，我不到10岁开始写作文，作文结尾的时候，一定会有这样的套路，就是我是在蜜罐子里泡大的。但是我告诉各位，其实直到14岁我才知道蜜是什么。我第一次尝到蜜是在14岁，因为我的外公有肺病，我母亲买了一瓶蜜，这瓶蜜倒给我外公之后，瓶子底上粘了一些。一整个夏天之后，我发现这个瓶子黏糊糊的，就冒险尝了一下，发现很甜，也很酸，就是酸酸的甜甜的，我就问我母亲，这是什么，我母亲说，这是蜜。

这件事情，当时并没有让我震动，我并没有意识到我写作文是在撒谎。多年以后，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我都会有一个非常震惊的感觉———语言远大于生活，语言并不忠诚于生活。这种不忠诚，有时候有道理，有时候无道理，所以，写作有时候是非常奇妙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一个生活中的例子，我的女儿在三四年级的时候，老师布置作业背诵李白的《将进酒》，背到“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她突然停下了，她不背了，嘟囔了一句：这是什么人生观啊！

她认为这个人生观不正确，我当时很震惊，一个孩子的道德感比大人要好很多。她认为这首诗很好，但是这一句表达的人生观不正确，因为老师从小教导孩子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怎么出现了“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这很颓废，不符合我们平时的价值观、道德观，这就是另外的一个现象———就是语言有时会冒犯我们的观念。

我们和观念之间的关系会不断改变，一个小学生会认为这句诗有问题，但是在座的同学，你们在中学阶段，认为有问题没问题？我相信你们会认为它没问题。如果到了我这个年纪，如果还没有懂得这句诗的话，就非常可怜了。你要知道文化的复杂性，成人世界对于生命理解的复杂性，所以写作的过程是不断处理复杂生命经验的过程。刚才毕老师讲童年听到父母的讲述，我觉得对你（编者注：指毕飞宇）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的。父母的讲述是以成人的眼光、智慧、态度和经验去处理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记忆，而且是在黑夜里。这种讲述，万籁俱寂，在黑暗中浮动着一种语言，它一定是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和影响。

这是我刚才由毕老师的话引发的感受。

那我还要讲一点不同的内容，我讲什么呢？

我的一位同学在山师附中当老师，有一天突然打电话给我。他说，我现在讲到了海子的一首诗，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不是应该讲表达了诗人对于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对于明天的向往？

我说，恰恰相反，这首诗是海子的绝命诗之一。他是1989年3月26号自杀，这首诗应该写于2月底，距离去世不到1个月的时间。它是海子最后的挣扎。他已经沉湎于忧郁症，有死亡的一种冲动，所以对这首诗，怎么去解读变成了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中学语文教育的形态，要求老师必须去做正面的解读。事实上，这首诗表达的是海子至为黑暗和绝望的心境，他所有说的都是反语，从明天起做一个快乐的人，干吗不从今天起、从现在开始做一个快乐的人？他这是拒绝，是推脱别人给他的劝告。他给每一个人写信，他说幸福的闪电，其实都是他死亡冲动、灰色心境内心隐喻式的描写。而且他最后写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按照我的理解是写死后的情景。他死了以后，墓地面前似乎有一个永恒的如桃花源一般的乌托邦一般的春天。

可是老师怎么讲呢？老师面对着一个困境，这就和我前面所讲的我的作文有内在的一种联系，我的作文是在说假话。老师的讲课，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得不变成了说假话，这是我们经常要面对的一种困境。怎么来处理这种困境，我觉得是个问题。

再说一件事，我的《海德堡笔记》中有两篇文章被引用率比较高。西南有几个省，他们出高考模拟题，设计现代文阅读理解题目，涉及我的一篇文章叫《梦巴黎》。此文写了对巴黎这座城市的观感，应该说还比较讲究，有点散文诗的味道，不是很酸。老师出了六道题，第一题是：作者要写巴黎，但是不从巴黎写起，而是要从遥远东方的乡下写起，为什么？然后老师就出了四个选项。我一看就傻了，因为这个题我不知道该怎么答，我做这个阅读题，很可能不及格。在不知道标准答案的情况下，这是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作者在由专家设置的关于文章的题目中，迷失了方向，产生了知识的困惑，不知道该怎么答。

这里边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知识化。我认为知识化是教育不可逾越的规范、通道、方式。

大家从小到现在做了无数道阅读题，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题，某些情况下，作者是不会答的，而你答对了。所以我的问题是，我们要不要反思知识化，当知识化变成了一种病态的、框定人的思维甚至僭越作者的意图，变成了这样一种强制性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对它有那么一点点反思。我并不要求老师和同学简单反对知识化，但是我要提醒各位，以此为例对教条式的知识化作一点反思，有一点警惕，这是我要说的。

毕飞宇：

我记得前面张老师好像提到过“能量”这个词， 我对这个词语有兴趣。

最近几年，有个词用得特别多———“正能量”。教育，尤其是我们的语文教育，对“正能量”这个词用得特别多。好听的说法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语文老师应当负起责任，给我们的孩子灌输正能量。这话听上去特别好，我先把这句话放这里。

假如说，现在有一辆汽车，正在高速公路上奔跑，从济南跑到北京去。在这个过程中能量是有向度的，驱动汽车向北跑，朝你的目标去，我们把这样的能量称为正能量。

现在的问题，什么车叫好车？排气量越大越贵，排气量越大，意味着你的能量越大。现在我有一个假设，你开一辆最好的、排气量6.0的奔驰车，我给你安一个拖拉机的刹车，这个车你能不能开？我说你不能开。刹车是干什么用的？刹车是为汽车提供负能量的一个东西。什么是好车？好车就意味着与你的马力相匹配的制动系统也是相等的，这才是一辆好车。光是排气量大，马力大，这辆车是一个炸弹。老实说，我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也可能提供所谓的一些正能量，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东西，我要和所有的语文老师去商量：人性如此复杂，生活如此复杂，生活的形态、关系如此复杂，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告诉孩子，要做一个正能量的人，而孩子对生活，对内心的许许多多的幽暗，都不做一个简单的认知判断，然后这个孩子长大了之后，他就会成为一个只有“发动机”，而没有“刹车系统”的人。我觉得这对任何一个人来讲，都很可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语文老师在对孩子们进行语文教育的过程中，应该打开人的真正的内心，知道哪些东西是光明的，哪些是黑暗的，哪些是正的，哪些是负的。没有人内心只有正能量而没有负能量，也没有人内心只有负能量而没有正能量。我觉得这几个东西，在作家笔下的人物里面都会有所呈现。

我个人认为，我们的老师应当和同学们一起探讨，不能刻意去回避一些东西，不能片面去强调所谓的正能量。那样到最后，会给我们的孩子认知生活、投入生活带来巨大的认知上的偏差。

这是我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建立语言的审美标准。我上小学的时候，我父亲是一个中学语文老师。星期天，我父亲要把学生的作文本拿回来，然后坐在那儿批改。那个时候我是最幸福的，为什么？

因为那些中学生的作文比我的作文好得多，我看到父亲用他的红墨水钢笔，在底下做一些批注，哪儿写得好，哪儿写得不好，建议他怎么改。就是这些批注，这些红色的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长大了以后，我懂得了一些事情，就是我父亲那些红色的字帮我建立起了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关于语言的审美标准。虽然我父亲是一个很普通的中学老师，但是他帮一个少年建立语言标准的能力是足够的。当然，随着我后面受到的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写作的时间越来越长，我的审美标准也在逐渐调整。

现在的问题是，对于一个中学生，什么叫好的语言，什么叫好的文章，我觉得，我们首先应建立的，是文章的语言标准。这个标准在哪儿？就在老师对同学们的一个具体的评价中。所以在此，我特别愿意给老师提一个建议，每一个老师一个学期最起码能有一次面批作文的机会。我小的时候，经常会把我父亲的学生的作文拿来，让父亲帮我分析，哪个同学的作文好，哪个同学的作文不好，问题在哪儿。作文时要考虑这个地方到底要不要修饰，在选择词语的时候，这个词的能量究竟有多大，这个词的能量跟句子、段落之间能不能构成能量上的搭配，是强了还是弱了，是挑一个更强的词还是挑一个更弱的词，句式和修辞手法在一篇文章中如何有效搭配。比方说，你从头到尾都是排比，不行；从头到尾都是疑问，不行；从头到尾都是比喻，不行。你应该训练自己掌握在哪些地方该有比喻，哪些地方该有排比。我觉得老师跟同学们面对面交流这些问题，特别好。

同学们，当你毕业了以后，最后你会发现，老师说得不一定对；但是在那个写作点上，针对你的写作能力、你的实际水平，老师的话一定对。学生对老师的信任，至关重要。我走过无数个学校，同学们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这样，毕飞宇，你作为一个小说家，你能不能辅导我，作文应该如何写？我的回答永远是这句话，这个问题去找你的老师。为什么？你的老师比我强太多了，我只会写小说，不会写作文。

有一天，我的儿子回来问我，你不是说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吗？老师让我写我的父亲，我一句话就解决了，我说我的父亲很无聊。我说作文不能这样写，他说为什么不能这样写，我说你必须要写够800字。

他的问题是凭什么？道理很简单。当一个孩子刚会叫爸爸和妈妈的时候，他会使用一个词，当一个孩子一岁的时候，他的智力可以承载一个句子如“妈妈，我饿了，我要吃”。当一个人使用语言的时候，他的逻辑体量达到多大的一个体量之后，他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效的人呢？用800字。

现在的问题是，你的智力，控制语言，使用逻辑，在多大的区间是最有效的呢？800个字。当你的智力、语言可以提到800字的体量的时候，8000字、80000字你都可以完成，所以，中学里最要紧的一个事是训练800字体量的逻辑关系。对老师必须得信，这是老师的要求，如果你出于对老师的怀疑，说有话长、没话短，那对你不起，你80字的逻辑容量，你完成到这样一个程度，走向社会之后，一定是一个废品，因为无论是你的口头还是你的笔头，都做不到充分表达自己的能力。

张清华：

 刚才，毕老师讲得很精彩。我先接着讲我的上个话题，老师在讲课的时候，也面对着若干个困境，一个是知识化的困境，他不得不做知识化的处置，另一个是他不得不做道德化的处置，这是因为中小学面对的教学对象是青少年，青少年的心智成长很关键，所以老师在教学当中，要传达更多正能量。

但是文学这个东西，很难把它简单归纳为正能量，你看《红楼梦》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品，但是任何一个读懂《红楼梦》的人，都很难从正能量角度去阐释。这个小说第一回告诉我们的就是《好了歌》，“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它就是以这样一个逻辑来理解人间、理解逻辑、理解社会，它是我们民族最伟大的文学作品，这就是文学。

文学是全息的，全面地表现我的爱恨离合、悲欢情仇、七情六欲。人生的所有长短，都在里面，这就是文学。所以我想我们老师在处理文学作品的时候应该诚实地告诉学生。

例如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一度选到中学语文课本里，还是我那个同学给我打电话，说老张我遇到一个难题，你能不能告诉我，这篇文章怎么讲？

我说这篇小说表现的是一个18岁少年的成人礼。

这个成人礼是一个悲剧。一个孩子很有道德感，18岁的时候，他父亲让他出一趟远门，当然是用道德的方式，他背着一个书包，然后就上路了。上路了之后开始模仿成人世界的规则、潜规则，就是抄近路或者搭便车。他在公路上发现有一辆卡车，他就想上去搭车，卡车在路上抛锚了，司机撅着屁股在那儿修车。他凑上去，说“能不能让我搭车”，司机很生气说“一边去”；然后他递上一支烟，然后司机马上就笑嘻嘻，说“上来吧”，就往前走。走着走着又抛锚了，司机又下来修车，上来一帮农民来抢车上的水果，把车上的水果哄抢一空。他发现司机根本不上前阻止，为什么呢？因为好汉不吃眼前亏呀。这个小男孩上前大声阻止说“你们不能这样”，他还是秉持了一个少年的道德感。车上水果被抢光了，少年上去阻止的时候被打得鼻青脸肿，他发现司机在旁边像没事人似的。那些农民抢光了水果后，又来了一批人，把卡车也卸了，把卡车上能带走的全带走了，最后司机一看他的车被拆烂了，把东西抢光了，他把少年的书包给抢了，他走了。最后这个少年在阳光灿烂的道路上一路奔跑起来，小说结束。他讲的是一个少年的成人礼，这个成人的过程是一场道德的悲剧。

想一想有道理，很有哲理。不一定每个孩子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惨烈的成人礼，但是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道德的幻灭，因为成人世界，道德感是非常复杂的，而孩子的道德感是一把尺子，成人的世界是一把看不见摸不着的尺子，所以孩子在碰到成人世界的复杂性的时候，他就产生了道德的幻灭。

所以老师在讲课过程中，如果不挑破某些东西，你坚持用道德、唯道德主义去阐释，就会产生一个不能逾越的道德困境。

毕飞宇：

什么叫聪明的孩子？大家会把记忆力、专注力，尤其是注意力的绵延性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一个人注意力从几秒到几分钟、几个小时，注意的时间越长的人，智商往往越高。尤其是我们济南外国语这样的学校，每天有很多课，每次在课堂上，老师会反反复复提醒，这个地方是重点，一定要注意力集中。从第一节课集中到第二节课集中，从上午集中到下午集中，从白天集中到晚上集中，最后你成了一个学霸，成了一个考试考不倒的人，阅读能力、写作能力、运算能力极强。

但是我们告诉你们的是，人生有一种极大的幸福，不在于你能获得多少东西。人生有一种极大的幸福，叫什么呢？叫走神，这是非常奢侈的幸福。我差不多每天保证自己1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就在走神。这个走神，可以是好事，可以是坏事，可以是说得出口的事，可以是不堪入目的事。总之，你在那里走神，可以伴随着你，可以伴随着别人，这叫什么？白日梦。

我这段话的意思是，数学课、物理课、化学课，如果同学们在课堂上走神了，老师们可以提醒一下，某某某不要走神，这个概念要记住，这个公式要记住。但我恳求在座的语文老师，在精彩的课文刺激之下，人的正常的生理反应是顺着美感做白日梦。如果同学们在语文课堂上尤其是遇到精彩的课文的时候，他走神了，老师们，这不是你的失败，是因为你成功了。你的语文课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空间，让他内心的小飞机飞起来了。

语文课堂，尤其是在好的范文面前，一个同学走神是一个非常特定的审美方式。

（《山东教育》2020年1、2月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