愧怍是一面镜子

愧怍是一面镜子

    ———如何读懂杨绛创作《老王》的动机

山东省东营市实验中学   董彦兴

《老王》的写作动机是什么？众说纷纭。

每个作者的创作初衷都不能作简单化概括，因为感情往往是复杂的，文本创作也可能是出于种种原因，是综合结果，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从不同的角度入手，自然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些探究结果，最终验证的不仅是解读者的水平，更是文本的深厚功力。

分析《老王》的创作原因，务必要结合历史背景分析，也就是作者写作时所处的政治环境和人文环境。

一、迷失与清醒，迷惑与自省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有多少人在荒谬中迷失自我，谁能及时清醒过来，敢于正视现实？谁能呐喊一声，唤醒依然迷惑的众生？

杨绛夫妇在“文革”中的遭遇也是坎坷多舛，《干校六记》就有相关记录，本文“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不禁让人质疑这是不是遭到了折磨。作为“文革”的亲历者和受害者，又怎么能无动于衷，不把愤懑之情形诸文字呢？

然而有修养的知识分子总是委婉表达自己的不满，字里行间，似乎不动声色；字斟句酌，却是雷霆万钧，《干校六记》就是“怨而不怒”的典型。杨绛写《老王》，也没有肆意宣泄心中的委屈，没有摆出一副清高态势，没有把自己定位为玛丽苏，只是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宕开，谈一个普通人的遭遇，写一个普通人的情感。我们读《老王》时，直觉作者就是一个普通的市民，她不是什么落难英雄，虎落平阳，也不是清高自许，或挥斥方遒，或悲天悯人，这种写作视角，却更具真实性和感染力，而笔下的人物，也是普通的社会底层人，一个人力车夫———“蹬三轮的”老王。

作者写老王这个苦命人，除了大力弘扬他的善良之外，也重点道出了自己的愧怍。为什么“愧怍”会成为本文的文眼？这是非常令人费解的，答案也是众说纷纭，五花八门。作者与老王非亲非故，“常坐老王的车”，并且和他“说着闲话”，这对被组织和民众排斥的单干户老王来说已经难能可贵了。“乘客不愿坐他的车”，作者没有嫌弃老王，并且尽可能帮助老王，“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治好了他的夜盲症，这是患难之交。

平日也对老王的生活很关心，咨询他的住处（第4段），坚持给老王钱，不占便宜（第5、6、14段），关心他的生意，在乎他的病情（第7段），后悔对他的招待不周……杨绛作为一个主顾，已经算作仁至义尽，为什么自己还“总觉得心上不安”呢？

二、学者与车夫，幸运与不幸

作者说，不是因对老王来表示感谢，没有领会他的意图，也不是平日的一些事情，比如没有去过老王居住的院子，没有具体了解老王的病情“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没有关心老王的去世。那又是因为什么呢？当时作者也是一个不幸的人，在“文革”中遭到迫害，“是好欺负的主顾”，为什么还自命为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愧怍呢？而相比之下，老王的不幸者身份又是怎么得出的呢？这是作者勇于自省的风格。

首先从政治身份和经济收入上看，杨绛曾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剃过“阴阳头”，还被划分为“牛鬼蛇神”，被惩罚去打扫厕所，在干校中劳动锻炼。而老王“是单干户”，被体制排斥在外，还被恶语中伤，只能在阶级排挤的夹缝中生存，只能捡些残羹冷炙的剩活儿去做，只能靠诚实经营，出卖廉价劳动力，做力不能逮的活儿维持生计（抱着冰伛着腰）。当载客三轮被取缔后，只好改装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这简直让身体衰弱的老王丧失了活命的机会，“过些时老王病了，……总不见好”，虽死前还有一瓶香油和一包鸡蛋，那也是最后仅剩的东西了。

作者的困难是暂时的，虽饱受折磨，遭到各种打击，毕竟是著名学者，有固定单位和收入，还有亲人同甘共苦，不必有太多的生存之虞，即使没有老王雇用，“胡同口蹬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而老王，住在破落大院的塌败小屋，“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身无所长，苟延残喘，只有作者一家等少数人愿意帮助他，坐他的车，还陪他说闲话。

从这方面看，作者对老王的生意照顾颇多，除了因为老王的诚实，更多是作者的同情和怜悯。在交往中，老王对作者一家倾情帮助，作者开始没有觉得自己“多吃多占”，也没有给予老王足够的理解和回馈。

其次，两人的精神世界才是最大的差距。杨绛一家人都是各自独立的学者，出身书香门第，他们的思想境界，所接触的圈子是老王无法企及的，也是无法了解的。作为知识分子，他们著书立说不为稻粱谋，有着更深远的社会责任。而老王，在乎的只是生意如何，一日三餐的着落。老王没有什么亲人，两个“没出息”的侄儿形同于无，孤苦伶仃，处境凄凉，“这老光棍”在沉重的生存压力下，在失群落伍的惶恐中，在流言蜚语的伤害里，精神世界是如此的恐慌和贫乏，若有人照顾生意就感恩戴德，杨绛坚持给钱，还能陪自己“闲聊”，这样的好人几乎充满了老王的精神世界，是他活着感到温暖的少有地方。

学者与车夫，毕竟有着悬殊的差距，老王的眼里只有善良的人；而作者眼里，老王也只是一个善良的人。对待这样的苦命人，照顾他的生意，坚持给他钱已是施惠，还能为他做些什么呢？作者想不出，也没有做到，或许她也“压根就没有想到这点”，开始只觉得心上不安，几年过去了才明白。

也许作者以知识分子自居，抱着施舍的姿态对待老王，没有以平等的观念与之相处，似乎得到老王的帮助是理所当然，接受老王的感恩也是问心无愧。老王的这种善良弥足珍贵，是对当时处境中“我”的尊重和帮助，而“我”只是怜悯他，“拿钱去侮辱他”，无关痛痒地咨询几句罢了。作者“总觉得心上不安”，主要是自己没有给予老王足够的理解和尊重，只是怜悯与施舍罢了。

时过境迁，回忆往事，我们才会对自己有更理性的、更客观冷静的认知，才明白得失。明白过失，“心上不安”，查找问题，作者用愧怍当镜子，得出的是真诚，得到的是尊敬。

三、逃避与忏悔，个体和群体

“心上不安”的原因，作者明白了，对自己的“多吃多占”有着深刻的愧怍，对没有理解老王的真正不幸而忏悔。作者这种勇于自省的意识，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也让我们深思：当我们面对自己的“心上不安”会做些什么？敢不敢于正视自己，进行自我剖析，对自己的过失进行深刻的反省？这就是文章的要旨所在。“隐于不言，细入无间”也是杨绛的创作风格，读者应该有所了解。

三省吾身，拷问灵魂，是知识分子的典范。人们总是怨天尤人，没有反思自己已经“多吃多占”了，没有认识到自己在某些方面的幸运，没有把目光投注到更多更深层的不幸者上，因为我们只想到自己的得失，只想到对方的过失。严于律人，宽于待己，面对自己的过错，人们总是选择性地处理，尽量使它趋利避害，要么选择逃避，要么选择狡辩，说到底这是自私的表现。有些人敢于正视自己，作出深刻的反省，对自己的错误并不掩饰，而是真诚地忏悔，勇敢地担当。比如鲁迅就是敢于剖析自己的人，所以受到人们的敬仰。

杨绛敢于照镜子，窥见自己的缺点，在当时勇气可嘉、难能可贵。

当知识分子群体陷入互相口诛笔伐的内斗中，为浮云名利而蝇营狗苟，斤斤计较，整体形象跌入低谷，让人感觉所谓的精英群体如同泼妇骂街、睚眦必报，竟是如此狭隘下作、虚伪做作。如何拯救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唤醒他们被政治斗争蒙蔽的灵魂，唤起他们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呼吁正视自己、担当道义的勇气，是当时知识分子应该自省和反思的要务。否则，这将是一个堕落的群体，没有了存在价值的群体。

时代呼吁知识分子真诚地忏悔，重拾责任，唤醒群体自觉意识，只是当时有人敢于面对，还有人在文过饰非。如果真诚忏悔，也会得到人们的谅解甚至尊重，比如巴金创作《随想录》，就让人敬佩他的诚恳和勇气。

四、愧怍与担当，自救与救人

“文革”后，知识分子如何自救，如何拯救他人？这是摆在他们面前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是这个群体面临的命题。

杨绛是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她曾蒙羞于荒谬的政治斗争，在当年的政治运动中也感到失群落伍，惶恐不已，在艰难的生活中有一些“多吃多占”的行为。因为身份的差距和精神境界的不对等，与老王相处时，难免会站在优越的制高点上，带着知识分子固有的清高自许，只是怜悯同情别人，缺少生命平等的观念，缺少更高一层的人道主义关怀，这是她在《老王》中愧怍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一位知识分子真诚善良的心。

杨绛没有刻意去诉苦或谴责，也没有大声呼吁，而是把矛头引向自己身上，深刻地反思，真诚地忏悔，她在《老王》中叙述着感人的故事，审查自己的言行。这种正视自己，勇于自省的意识，让人敬佩。相比杨绛的真诚和善良，勇敢和愧怍，很多人应该自惭形秽，也引以为鉴：“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有时反而诠释着道义所在；杨绛敢于拷问灵魂，阐释着一名知识分子的担当和责任，而自己呢？是逃避还是担当，是掩饰还是忏悔？

扪心自问，发人深省，《老王》的“愧怍”是一面镜子，是作者自己的，也是其他知识分子的，它反射出自己的勇敢和真诚，也映射出那些文过饰非的人，是多么龌龊和渺小。这就是作者备受尊敬的缘由，也是《老王》被人推崇的根源。

（《山东教育》2019年12月第5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