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课改的“瓶颈”

鄄城县第二中学   张素梅

新课改现在搞得如火如荼。可是笔者发现，在热闹非凡的新课改的表面之下，其实并无多少真正能体现国家新课改精神与精髓的实际成效。在细节问题上过度纠缠，缺乏真正的超越性的眼光和操作，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新课改的“瓶颈”究竟何在？

不妨先自问几个问题：新课改仅仅是教育方法论意义上的改革吗？新中国几十年的教育体制究竟存在哪些与现代社会相悖或不容的弊端？我们传统教育的功利性到底是如何形成的？这种教育弊端与功利性形成的土壤究竟是什么？它消失了吗？如其没有，它存在的范围与顽固性到底有多强大？我们如何解决精英教育与普遍素质教育的矛盾？我们教育的现代性与全球性眼光的着眼点究竟在哪里？再往历史深处走一下，我们几千年的教育观念到底在当代教育中发挥着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希望新课改能使我们的教育真正脱胎换骨并保持着新发于硎的力量与新意，可束缚新课改的樊篱仅仅存在于教育一己之地吗？

我们常常妄言传统，其实，我们现行的教育并无多少传统可言。伴随现代国家的兴起而兴起的现代教育，从晚清废科举兴新学肇始，经过民国三十几年的完善，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借鉴苏联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全面的系统的教育体系并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它始终都和中国人民的安身立命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并无多少根植于自身文化教育资源的传统可言。而且，由于国人的生存状况，我国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又都与自身的职业饭碗社会地位甚至光宗耀祖现实性问题相关，因此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功利性，这功利性发展的极端形式，就是我国教育界所谓的应试教育，并由此形成了以应试为核心为特色的系统性的教育体制。以至于让现代教育本应具有的丰富内涵变得苍白无力，分崩离析。古代教育是学而优则仕，教育的功利性是摆在台面上的。而今是学而优则“试”，则有好大学上，则有好的工作可寻，则学校满意，家长风光。致于国家在新课改的目标中所期望的“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宗旨，以德育为灵魂，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以发扬人文和科学精神为基点”教育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化为空中楼阁，成了一种覆在试卷之上的冠冕堂皇的说辞。

抛开应试教育不谈，从国家颁布的新课改的内容上看，如何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观念、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如何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全的人格？如何培养学生终生学习的愿望和能力？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如何培养学生健康的体魄和文明卫生的习惯？如何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观和审美能力？无疑，新课改所提出的这些教育目标是和三百年世界现代教育发展所形成的现代国民教育的内涵和精神是一致的，也是中国教育真正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可真正的问题是，应试教育下的几张试卷的苍白和滞重恰恰也在这里。我们的社会长期以来形成了以应试为核心的教育认知心理和评价体系，新的教育理论和方法论的提出，大家在理智上都能接受甚至赞同，但这种理智上的接受和赞同对新教育成果的预期值之间却产生了时空上的错差。同样的道理，新课改的合理性甚至合法性在当下的社会中并不能合成一种健康发展的社会必然。因为，应试教育本身就抵制摒弃了试卷之外诸多的现代教育所应有的内涵与精神。换言之，新课改在操作的层面上，其沸沸扬扬的表面其实是没有灵魂的，其价值体系有重大缺失。鲁迅先生在上世纪之初所发出的教育“立人”的呐喊，放眼当下，仍然显得异常刺耳：因为先生的呐喊仍然只是呐喊。

理论不等于实践，口号也不等于成效。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我们如何厘清新的教育理念在当下社会所应具有切实内涵，何谓国民素质？何谓创新精神实践精神？何谓人文和科学精神？何谓公民意识？何谓健康的审美观？非有恢弘的思虑和深广的积淀，这些概念都是极容易流于空洞的，极易被世俗化庸俗化的。现代教育价值观念若要转变成现代教育的方法和成果，无疑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我们深明应试教育的局限和缺失，深明这样的教育体制走下去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可当这些现代教育理念与价值观念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如何才能从应试教育的黑洞中破茧而出，涅槃羽化呢？

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绝不是由一事一时即可发生逆转性的变化。教育又的的确确是百年大计，关乎国计民生，民族盛衰，关乎我们的国家民族是否能真正走上现代化之路，关乎我们的国民能否成为世界公民，关乎我们的社会结构能否合理且保持长盛不衰的生命与活力，关乎我们能否为世界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就像我们的先祖曾经做过的一样。我们的教育，能否演化成我们国家民族文化的内涵，能否造就新一代人类，可谓任重道远。历史证明，任何一种文明，当其封闭僵化，裹足不前之时，就是它走向衰亡之时，中国近二百年的历史不就是显证吗？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课改，如不能和时代兴亡，国家盛衰，人格精神相勾连，如不能将教育精神融入到民族与人的架构与再造，那它就忤逆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

这就回到了我们的问题所在：新课改的“瓶颈”究竟何在？

新课改不可谓不新，其所提倡的教育内容和现代教育的内涵是相契合的，显示了国家对教育危机的深度认知和把握，并障显了革故鼎新的决心和信心；广大教育工作者对新课改的热情不可谓不高，大到理论探讨，小到课堂细节，从教材到学生，从历史到现实，上下求索，不遗余力。可成效并不理想。我认为，我们对新课改的认识和把握缺乏真正的深度和广度，以致大面积慢慢演化为类似以前的那种某种新教法的学习与推广。实质上，新课改改的绝不是课，是观念，是体制，是方法。我们没有认识到新课改所承担的绝不是教育本身以内的内容，而是更深更广，具有深刻的超越性，在此，国家，民族，国内，国际，现实，历史，禁锢，解放，个体，全部等诸元交织在一起，共生共灭，沉浮与共。没有真正的现代意识，不可能催生出真正的现代教育；没有真正的现代教育，就不可能造就真正的现代国家和民族；教育面向的是人，而人才是一切社会、国家、时代的根本。真正的现代教育意识与我们当前的新课改，正是“道”与“器”的关系，“道”不立而谋“器”之用，岂不正是背本而趋末？至于用国家之力，竭天下教育者之才，更新观念，树立新标准、新体制、新方法，才是新课改的正途。我认为，解决了道与器的关系，其他问题才会迎刃而解。否则，新课改不可能达到其理应达到的目标，国家民族的发展也会受教育不当之累。因为，应试教育也绝不因为我们简单的否定就会烟消云散，新课改也同样绝不会因一场轰轰烈烈的不乏形式主义的运动就真的卓然而生。

我们要做的，其实更多，也更难。

（《山东教育》2014年12月第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