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年画情

临朐县营子初中  吕传文

小时候特别喜爱年画，可以说没有年画，简直过不了年。每到腊月父亲赶集时，我总嚷着要买年画。待年龄大些，我便跟着父亲上集买年画。那时的年画多是些人物画，小孩大都喜欢这样的年画，我也不例外，至今我还能说出一大串那时人物画的名字。除人物画外，我还喜欢动物画，如《虎啸风生》。我不仅爱看自家的年画，还爱看别人家的年画。每到拜年和走亲访友，大人们相互寒暄时，我就在一旁专注地看人家的年画。可以说年画编织了我儿时生活的美丽花环，其乐融融。

我还清楚记得一次买年画、贴年画的情景。那是十二三岁的时候，我跟着父亲去赶集。腊月的集市，人山人海，拥挤不堪。父亲买好了其他年货，最后和我去买年画。书店在集市的大里面，要过去需要挤过很长的人群。我俩费了好大的劲，才来到书店前。书店前面搭了一个大木架子，上面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年画。我围着大木架子瞅来瞅去，看中了两张年画，其中一张是《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明白那画的标题就是人物所说的话，花花绿绿的人物让我非常喜欢，便叫父亲过来看。父亲瞅了瞅，说也很喜欢。他指着画对我说：“你看，这幅画背景很好。”我顺着父亲的指点看去：远处是青山、隐隐约约的村庄和农田。再近处是一个大水库，水正从闸门中奔涌而出。水库边的大道上行驶着一辆装满货物的绿色卡车，还有一辆红黄色的大客车。最近处则是道路两旁盛开的桃花，还有绿柳和飞燕。我喜欢人物，父亲喜欢背景，这画就买定了。另一张是《敌前侦察》，色彩也很新鲜，画上有三个解放军战士，正在荷花盛开的水塘里侦察敌情。父亲在这幅画前瞅了瞅，然后向我直摇头。我想完了，这画买不成了。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问我：“你很想买？”我嗯了一声。父亲沉思了片刻，“嗨”了一声，自言自语：“过一回年，孩子喜欢就买！”听到这话，我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两张年画拿到手，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回家路上，我不时地高高举起年画，向路上的人炫耀。尽管集市离家有十几里路，又是步行，我却力从心生，一点也没感到劳累。回到家我巴不得立即把年画贴上，父亲却说最早也得到了小年，房屋大扫除了才能贴。我于是又盼望小年快点到来。终于，小年到了，也大扫除了，可以贴年画了！父亲叫我去买图钉。我兴冲冲飞也似的跑到邻村的代销处，买了图钉，又飞也似的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这时父亲手拿年画，正在琢磨着贴在什么位置，见我买图钉来了，说：“来，你来贴。”我搬来一条高高的长凳，腾地跃上去，开始贴年画。父亲在下面瞅歪正，我根据父亲的口令不断调整着画的高低。终于端正了，我一手按住年画，一手从父亲手中接过图钉，用大拇指使劲把它按进墙里去。在父亲的指挥下，两张年画很快贴好了，我从凳子上蹦了下来。这时，在厨屋忙碌的母亲、姐姐端着热气腾腾的馍馍和年糕过来了，看到新贴的年画，说道：“真新鲜！真新鲜！”我更是乐得手舞足蹈。满屋子因年画而生辉，喜气洋洋。

不知不觉，年画伴随着我走过了童年、少年。成年后，我对年画的喜好没有改变，但欣赏的对象有了变化。小时候喜欢人物画和动物画，成年后喜欢山水、花鸟画。上世纪80年代，年画仍然比较兴盛，题材较之以前大大多样化了，其中山水、花鸟年画占了很大的比重，这正好满足了我的喜好。记得一次偶然路过县城里的集市，看到一幅《百鸟争春》的年画，画面栩栩如生，让人似乎能听到那清脆的鸟鸣，萌动着温暖的春的气息，好一幅吉祥年画！我想买下，但由于没有带钱，附近又没有熟人可借，此次不买怕以后买不到，我立刻返回家拿钱来买下了。从年画样式上来说，我特别喜欢中堂和四条屏。父亲从集市上买回来的四条屏，如张洪千的《四季山水》、郑板桥的《墨竹》、桃花坞出版的《梅兰竹菊》，我都视若珍宝，常常伫立画前，反复观赏。除山水、花鸟画外，我还欣赏字画，那时在年画市场上经常会见到一些名家字画。有一年，在县城新华书店年画柜台上，我见到了几种书法四条屏，我看中了书法家曹寿槐的唐诗行书四条屏。那时候，四条屏的价格要比单张的年画贵许多，好几个人都看中了曹寿槐的这一联，但一看定价，都打消了买的念头。我虽钱不多，但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下了。

斗转星移，二十多年又似流水般过去了。那种过年家家户户买年画、贴年画的文化现象也消失多年了。步入中年的我，每逢春节总要想起年画，可是无处可买了。我为年画的绝迹深感悲哀。对别人来说，年画也许有也可，无也可，于我则不然：买年画、贴年画、赏年画，是一件乐事，是一种精神享受，是其他东西所无法替代的。再者，年画也是吉祥的象征，寄托着人们来年的希望，氤氲着年味，传承着文化。

我怀念年画。

（《山东教育》2012年4月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