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教育“吕叔湘之问”漫议

【编者按】母语教育的“吕叔湘之问”迄今四十余年了，语文教育工作者一直致力于解决此命题，目前仍在探索过程中。汪锋教授既是北大的语言学教授，吕先生的同行；又是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统编语文教材的核心编者、主编，以实证与调研方式深度参与中学语文教育。在编选吕先生“论集”过程中汪锋教授的独到见解和诠释，包含吕先生那一代学人的“专攻”“气象万千”与“神气”，相信会给读者带来启发。

母语教育“吕叔湘之问”漫议

———由《吕叔湘语文教育论集》选编说起

北京大学中文系   汪   锋

吕叔湘先生是语文教育界公认的“三老”之一，另两位是叶圣陶先生和张志公先生。

吕叔湘先生首先是语言学家，然后才是语文教育家。陈保亚教授在《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中提出了“中国结构主义”的概念，来致敬那些坚持用中国语言材料的事实来消化和补正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中国学者们，吕先生是其中重要的代表。

吕先生在总结汉语语法研究时说过一段话：“过去，中国没有系统的语法论著，也就没有系统的语法理论，所有的语法理论都是外来的。外国的理论在哪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这不是坏事，问题是不论什么理论都得结合汉语的实际，可是，‘结合’二字谈何容易，机械地搬用乃至削足适履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1986年为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稿》写的序言）

吕先生跟语文老师谈话时说得很谦虚：“诸位代表当中，大都是经验丰富的，还有特级教师，我是来向他们学习的。我没有经验，说话只能说空话。你们说是向我请教，实际是在考我，能不能打个六十分，我是毫无把握。”（《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种种问题》）

现在“名师”很吃香，专家却常常被戏谑为“砖家”，这实在是有点过头了。经验丰富当然好，但如果能把这经验上升到理论，系统地传授给更多的人，有什么害处呢？参考一下语言学者研究的语言文字的认知规律，教学或许会更有实效。

四十多年前，吕先生也问了语文教学的效率问题，很多人称之为“吕叔湘之问”。1978年3月18日，吕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问：“中小学语文教学效果差是个老问题，也是当前不容忽视的一个严重问题。中小学语文教学效果很差，中学毕业生语文水平低，大家都知道，但是对于少、慢、差、费的严重程度，恐怕还认识不足。中小学语文课所用教学时间在各门课程中历来居首位。新近公布的《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规定，十年上课总时数是9160课时，语文是2749课时，恰好是30%。十年的时间，二千七百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载1978年3月18日《人民日报》）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敢拍着胸脯说我们已经解决“吕叔湘之问”了吗？怕是还没有这个底气。不少大学教师，包括笔者在内，发现不少大学生写个论文概要，做个课堂报告，居然还磕磕绊绊，言不及义。这些年各个大学纷纷开设“大学语文”“写作与沟通”等课程，就是为了解决这些基本的语文问题。从小学到高中，十二年学习语文，结果连基本的口头报告和书面表达都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

这些年，我们的课改很热闹，各种理念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种探究，各种活动，要以学生为中心，等等，不一而足。看起来都很有道理。但回到语文的初心，“听说读写”四大基本能力，落实得如何呢？

许多今天语文学界还在争论来争论去的问题，吕先生都谈过了，而且指明了道路。这方面的论说编选为“论集”的第一部分“语文教学与语文教材”。

综观吕先生的语文论著，都是在结结实实地打基础，没有虚晃一枪，或者云里雾里飞概念的，都是在说明语文最基本的问题：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汉语中声韵调的组织与功用、形音义的配合、汉语字词句的组合、语言形式与意义的关系、古代语言的概貌、古今的变迁等等。有了这些基础，再进一步讨论语文教育的方法与理论才有可能取得共识，才有可能得到切实的推进。比如说，语法的教学在很多教师那里是很头疼的问题，甚至在一些教学指导材料中也说得很模糊，还常常把“随文教语法”搞成了“随便教语法”。我们看到，在实际教学中，大多是在笼统地谈语法问题，其实是对语法没有整体的把握，混淆了语法、语用、逻辑等各个不同的层面。为此，我们将吕先生从各个方面出发澄清这一大难题的文章汇集到一起，组成选集的第二部分“语法与语法教学”，这无论是对老师的教，还是对学生的学，都应该是大有裨益的。当然，我们更期待着能在这个基础上，结合时代的发展，开发出更广阔的语法教学之路。

如果我们接受“口头为语，书面为文”的说法，语文的“听说读写”其实可以分开，“听说”的是口语，主要是普通话的口头形式；“读写”的是书面语，主要是普通话的书面形式，由于普通话书面形式的一个重要源头是古代汉语，因此，文言及古诗词等都纳入了教学领域。

口语学习在人生中开始得早，一般小孩子两三岁就开口说话了，因为口语交际是人赖以生存的手段。书面语可以跨越时空，在沟通与交际上有口语难以企及的功能与优势。自几千年前汉字发明之后，书面语的学习就成为学校教育的主体内容。由于科举等原因，书面语的教育就侧重到文章的写作上了。

吕先生多次谈到阅读与写作的关系。“现在有一种议论，说语文课应该以写作为中心，阅读是为写作做准备，为写作服务的。念些范文，看看这些范文是怎么写的，我们也怎么写，起这个作用。我也不说这个话是不是对。我是想，阅读本身是不是也是应该培养的一种能力。”（《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种种问题》）如果说，写作是书面语的输出，阅读就是书面语的输入。没有输入，哪有输出呢？显然，吕先生几十年前就很清楚二者的关系，把它们割裂开来，或者只强调一方面都是不对的。

2019年，我们做了一个关于中小学读写现状的调查，调研了近百所中小学，共收回有效问卷50418份。结果发现：“从总体上看，学生的读物资源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在阅读和写作的兴趣方面，动力并不缺乏。社会上普遍担心的‘不读书’问题，其实是学生缺乏阅读时间的问题。阅读有效时间的保证现在看来已经是最主要的问题。我们看到不少研究和呼吁其实偏离了这一主攻方向，例如，把焦点放在如何采取具体的激励措施来加强学生的阅读兴趣；致力于提供良好的阅读环境；下大力气提供丰富的图书配备；等等。”“相对于阅读，其实写作的问题更为严重，但社会关注度相对来说远低于阅读，这是首先应该正视的问题。”

吕先生对作文很重视，谈作文的文章很多，谈文风，谈教学，谈修改，都是从真实的表达需求生发出的具体要求（作者如何以恰当的方式把信息传递给要沟通的对象）。现在很多谈作文的文章，一是把学生吓住了，不知道那“文”要“作”给谁；二是偏离了用书面语来交际沟通的写作根本，真可以说是“废人不倦”。还是正本清源，回头来看看吕先生对作文最朴素的解说。这也是选集第三部分“作文与作文教学”的主旨。

选集的前三部分（语文教学、语法、作文）体现的是吕先生语文教育的专攻，后面三部分（语文散论、语文趣札、序跋·回忆）凸显的是吕先生的气象万千。

吕先生说，“每一个做教学工作的人必须首先认清他教的是什么。从事语文教学就必须认清语言和文字的性质；从事汉语文教学就必须认清汉语的各种形式———普通话和方言、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分别和它们的相互关系”。第四部分“语文散论”讨论的就是这些最基本的“语文问题”。按理说这部分是探讨语文教学的基础，本应置于最前，但考虑到本书是“语文教育论集”，所以还是首先安排与“语文教育”直接相关的文章。

“语文趣札”同样关注基本的语言文字问题，较之“语文散论”，篇幅更短，切入点更小，趣味性更强，也很能体现吕先生的治学旨趣———从一个个具体的语言现象入手去研究问题。这部分文字也可以作为语言札记写作的范本。

选集最后一部分收录了吕先生为语文研究类著作所写的序跋，对叶圣陶、张志公、王力、朱自清、朱德熙等“语文人”的回忆，以及对自己学习工作经历的回顾。最后一篇是吕先生的学术自述，对于今天有志于从事语文研究的年轻人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汪曾祺先生1972年在给朱德熙先生的信中感慨：“我又想起过去多次有过的感想，那时候那样的人，做学问，好像都很快乐，那么有生气，那么富于幽默感，怎么现在你们反倒没有了呢？……语言学家的文章要有‘神气’，这样就可以逼一下作家，将作家一军。此事有关一代文风，希望你带头闯一下。”其实早在1951年吕叔湘、朱德熙二位先生合作，在《人民日报》上连载《语法修辞讲话》，同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深入浅出，大受欢迎。朱德熙先生之后专攻现代汉语语法和古文字。吕叔湘先生谈“语文问题”的文章和信手拈来、点到为止的“趣札”，还有他真诚的序跋和回忆，在我看来就是汪曾祺先生期待的“神气”。

（本文为作者选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吕叔湘语文教育论集》的《选编前言》）

（《山东教育》2022年7、8月第28、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