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信的时代

我不是学校的收发员，但乐得为他人做嫁衣裳，而学校的收发员也习惯了我的存在，为她分一份力，看不到我点卯反倒是个例外了。收发的都是报纸，信件寥寥无几，有也只是广告，千篇一律，字也懒得写一个，都是打印好了的，这让我怀念起信的时代。

这个接茬也就是几年左右，是电话还有视频把鸿雁往来架到了历史博物馆去，当地小镇的邮局青黄不接，已经沦落到不务正业，烟酒糖茶都卖了。我虽然也不写信了，但在心理上却还是一个信的遗少。

上大学时，父亲语重心长地嘱咐我要多写信，少打电话。这倒不是因为资费悬殊，电话还是一件奢侈品，大抵是在父亲看来，信件既能锻炼一个人的文采，又能把话说得透彻，可以反复玩味，这绝非电话上的三言两语可以同日而语。为保险起见，父亲预先在我的背囊中装上信封、邮票，给我的感觉就好像布置的家庭作业，是非完成不可的。于是到了学校有事没事就拿起笔来，长幼有别，这话就不能写得横行无羁，拣些无可无不可的事，报喜不报忧。在我的眼中，父亲是一座山，他遒劲有力的笔迹始终给我一种压力，催我进步。对他的来信我也始终不敢怠慢，刚刚寄出一封即未雨绸缪，又筹划下一封写什么了，以免临时抱佛脚抓耳挠腮。

收到同窗的信是乐事，“见字如晤”，并不是一句简单的客套话。大家肝胆相照，都水晶球儿似的透明，掏心窝儿说话。情感泛滥的时候，如泄了闸的洪水，洋洋洒洒，滔滔不绝，超重的信封上排一溜儿邮票，引得众人望信兴叹；有时也会洛阳纸贵，菲薄的一张，还要留白半页，下笔晦涩犹如江郎才尽；更绝的是我有一次竟收到白纸一张，后续说明才晓得对方当时心情一落千丈，又怕延误了这笔回信的债务，所以聊寄一张白纸，权充债资耳。看那笔迹或龙飞凤舞，或莲步轻移，见到了字就像见到了人一般，音容笑貌都在字里行间，宛然从来就没有分开过。

人们说距离产生美，我信实这句话。当年做同窗的时候，或多或少还要戴副面具的人，一旦到了信里，所有心迹就袒露无疑了；心有芥蒂也因了这千里万里的距离化干戈为玉帛了，于是刮目相看，重新认识。信有的时候还充当了月下老人，有了它的作伐，两颗心在文字交流中逐渐靠近，相见很早，相知恨晚，最终成就了姻缘美事。这样的事也是常有的。

那时收发信件都归生活委员，每天一次，就像一个节日值得期待。信多的时候，会把生活委员淹没在信件的海洋中，信少的时候也有盈盈一抱。大家一拥而上，等不及喊到自己的名字就目光如炬按图索骥开来，同时也兼做了生活委员的工作。有信的人是有福的，那种幸福溢于言表，以至于流淌得一塌糊涂。就好像收到的不是一封信，而是一块价值连城的美玉珍宝。我有一个烟台的同学几乎每天都能收到两三封信，最多的时候竟有十一封之巨。难以设想他是如何在紧张的学习之外腾出时间和精力经营打理这种礼尚往来的。信甫一到手就慌不迭地撕开，敝帚自珍的人会小心翼翼地用剪刀剪开，或者会找个自视为自己的角落，独食自享。从看信人的表情就可以折射出信的内容，或凝神微瞑，或黯然神伤，或抿嘴而笑，或饮泣吞声，或忍俊不禁，极端到涕泗滂沱也偶尔发生。大家一时都像扁舟一叶，在情感的大海中载沉载浮。真正苦的是那些没有信件的人，连个情感宣泄的机会都没有，好像被整个世界都抛弃了。

到我当生活委员的时候，已是大学三年级了，这时的信件已经缩水了。大家都有了新生活、新朋友、新兴趣，再也用不到对方摇动的橄榄枝，但也正因为此，大浪淘沙，依然保持着书信往来的肯定是背靠背、心贴心的朋友或者是恋人。我知道每一封信里都隐藏着一个世界，一颗跳动的心，一个灵犀相通的秘密。而我的手里攥着的就是打开它的钥匙，这每每给我一种穿越时空旅行的奇妙经历。而这时的同学也散布在各个角落。当我把信交给他们时，他们会说声谢谢，或者用眼神传达。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有时他们也会向我求索，某某的信来了没有，某某的汇款单来了没有。于是我也会归咎邮局的拖沓，好像感同身受，传达“与我心有戚戚焉”之感，然后下传上达，求索于上一级收发员。她们都是流水线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机械手像章鱼的触角一伸一缩，撂过来一句硬邦邦的话：“急什么急？”然后就三缄其口了。那时我就明白了一句话，职业使人僵化，而事业使人迸发活力。当信来了，汇款单来了，我就化身救世主了似的自豪。

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信的时代也日薄西山了。偶尔收到一封信，问候之余，问我的电话是多少？当我有了电话的时候，电话里又会问：你的QQ号是多少？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的交流越来越便捷，但我总觉得少了那么一点余蕴。我收到的最后一封信，言尽意绝，最后又补缀一句：“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句话凭空地让我琢磨良久。

（《山东教育》2010年9月第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