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存在着，我努力着

　　近读钱理群先生的《我的精神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颇受教益。煌煌35万字，既是这位北大资深教授精神研究的总结，又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思想的心路历程。他的关切与关爱，他的反思与反省，他的呼唤与追索，无不透出人文的光辉，敏锐的发现。

　　他有三个座右铭：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

　　“永远进击。”（鲁迅）

　　“在命运面前，即使碰得头破血流，也绝不回头。”（传说出自青年毛泽东）（见书222页）

　　面对这三个他“文革”时期的座右铭，我们看到了钱理群的追索，屈原的理想与风骨，鲁迅的韧性与勇猛，毛泽东的意志与豪情，同时也看出钱理群对命运抗争的决心与誓言。

　　而他在2000年自撰的座右铭则平和多了，有了明显的人文倾向：“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这样彼此搀扶着。”（见书222页）既有对自己学识的要求，又有彼此的关爱、体贴与帮扶，这又是另一侧面的钱理群。可见，在我们面前的先生，既有不阿的一面，又有善情的一面。这里既铭刻着时代的烙印，也明证着人文的进步。

　　“我也在其中”

　　钱理群先生的观点“我也在其中”有其特殊的意义，是对中国知识分子一代人的心灵发现。

　　他是研究鲁迅的专家，他通过读《狂人日记》，读出了“我也在其中”的真正内涵。他在《心灵的探寻》再版后记中写道：

　　这是我的《狂人日记》：第一次发现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第一次明白：数十年“时时吃人的地方”，“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也未必无意之中没有吃过人！于是有了我的第一次“反戈一击”：面对几十年形成的，几乎渗入灵魂、血肉的观念，准则，理想，信仰，第一次发问：“从来如此，便对么?”同时有了我的第一次“挣扎”，第一次灵魂的呼号：“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从此，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用怀疑的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社会，现实，重新审视既成观念中的先验的前提的道路；这同时也是自我灵魂的煎熬与升华之路。（228页）

　　“我也在其中”是一种深刻的觉醒与反思。他说：“既有一种摆脱在‘文革’中发展到极端的‘以对人的奴役为特征的政治文化’的束缚以获得解放的强烈欲求，却又无法简单、轻松地与之告别，因为‘我也在其中’：这是一个最震撼心灵的发现。”（228页）

　　他说：“从奴隶向奴才的转化，是真正可怕的。”于是他这样正视与反省自己：“研究了几十年的鲁迅，现在终于发现，自己在一些基本方面（当然不是全部）与鲁迅是隔膜的，这自会引起一种难言的、挖心掏肺的痛苦。”（229页）

　　作者的这种自我的反省是值得我辈学习的，承认与鲁迅的隔膜，恰恰是作者灵魂飞跃的一步，是从研究到心灵相融的一步，是思想走近高格的一步。

　　“我只是真理的探讨者”

　　钱理群先生说：“我不是真理的代表，我也不是真理的宣誓者，我不能霸占真理，我只是真理的探讨者。老师与学生之间处在一种平等的地位上：大家都是真理的探讨者。”（133页）作者以一种探讨的姿态，以一种平等的姿态，以一种学术讨论的姿态，来把自己的心灵与鲁迅的心灵对话，把自己的意识与鲁迅的意识相通，进而反思自己作为当代人的责任，继承者的责任，精神之旅的责任，这真是一个震撼人心的独立思索的发现。

　　他说：

　　当我重读鲁迅的这段话：“……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回想起我也曾长时间地“陶醉”于自己的驯服中，我觉得鲁迅是在用鞭子抽打我的灵魂，我无地自容。（81页）

　　探讨者的角色与定位，是永不满足，永远去探求，永远臻真去伪，钱理群就是这样苛求自己，至臻于此。

　　例如他对一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就是这样：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如何看待这样的“普世价值”与西方的关系？他提出三点认识：一是不能把西方文化理想化、绝对化，制造“西方神话”；其二，再先进的经验，即使是普世价值，也不能“照搬”；其三，不能因此而否认、放弃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

　　探讨者的角色，就是商榷，就是探寻与讨论，就是永远不满足，永远期待，永远在追寻。鲁迅的鞭子在抽打我的灵魂，也在抽打你我他等等当代人的灵魂，这样的鲁迅研究才融入了生命的真正内涵。

“自我审问”

　　钱理群通过研究鲁迅思想，深刻地观察社会现实，进行自觉的审问。他说：“这样的‘一身冷汗’，迫使我追问知识分子在体制中所扮演的角色，审视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劣根性。”（242页）

　　他在一篇阅读札记里，记录了他的发现：

　　孔乙己的悲剧不在于其自我的主观评价（“自认读书高人一等，是负有特殊使命的君子”）与其实际地位（“不过是一个供人取乐的玩物”）之间的巨大反差，并突然醒悟到，这正是再深刻不过的揭示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状况：“正像鲁迅所尖锐指出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实际地位，不过是‘官’的‘帮闲’与‘帮忙’和‘大众’的‘帮闲’与‘帮忙’。”（243页）

　　他在《由历史引出的隐忧》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三大劣根性，希望引起警惕：一曰酋长思想，即唯我独尊，不容忍异己、异端；二曰二元论思维定势，非此即彼，非白即黑；三曰“噬杀”倾向，不珍惜人的生命。（244页）这是一种警示，更是一种剖析，进而是对包括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的一种反省。只有真正认识到了自己身上存在的劣根性，才能真正地去弊扬善，激浊扬清。由此，我想到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只有认识其丑陋，鞭挞其丑陋，摈弃其丑陋，才能真正向真向善向美。

　　于是钱理群这样说：“鲁迅的怀疑、批判精神得到了彻底发展，批判的彻底不彻底就在于看能否批判自己。所以鲁迅一再说，别人总是在说我无情剖析别人，其实我更无情剖析我自己。”（246页）

　　可见，鲁迅的精神通过研究者的努力得到了本质的传承，当然这个传承是需要时间与过程的，钱先生“自我审问”态度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相当深刻的暗示———反省，只有经常反省自己，摆脱内心的黑暗，自我清理、清洗，才是清醒之路。

　　“为谁写作？为何写作？”

　　钱理群一再追问自己：为谁写作？为何写作？他这样自白：

　　我是有了曲折的人生经历，和我们的国家与人民一起经受了巨大的苦难以后，才投身现代文学研究的。因此，从我从事学术工作的那一天起，就把自己的研究的目的、任务归结为“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因此将自己的写作命名为“幸存者的写作”。（269页）

　　鲁迅对中国国民性有一个重要概括：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这就是说，中国的语言是可以游离于想与做之外的，有自由流动的特征。

　　鲁迅在《推背图》中说：在中国，“有明说要做的，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的，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鲁迅全集》卷5，91页）钱理群针对鲁迅的论断反思：“这是一种双重的表演：既演给现在的主人看，又是给现在的主人的对立面看。似是而非，左右逢源，这是富有弹性的语言，也是游戏语言的最大特点。”可见，这些文字是一针见血的，这不仅仅是文字的游戏，更是其行为的自画像，表演的游戏。

　　鲁迅在《文化偏重论》中提出了实现理想与价值的主张，就是“立人”。他说：“首先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钱理群也这样理解“立人”的主张：“要实现立人的理想，关键是要有一批精神界之战士。”（283页）这精神界之战士，就是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们有信仰，自觉地追求个体精神自由，有自由创造精神和想象力，更有强大的主体独立意志。这便是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指出的：“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学术研究对我有一种天生的吸引力。”（291页）这是钱理群的自言自说。他记得王瑶先生给他们提出的一个高标尺：每写一文，必要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所推进，或提供新材料，或提出新的观点、思路，必要有自己的发现。可以说，钱理群是做到了这一点，甚至超越了这一点。从《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到《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论》《丰富的痛苦》，到《1948：天地玄黄》《与鲁迅相遇》，他不仅在研究领域上不断地有新的开拓，而且每一部著作在研究方法、结构方式、叙述方式上都有不同的新探索。

　　学者林庚说：“诗的素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钱理群也是这样：

　　“我真的像鲁迅笔下的过客，永远听见前面有一个声音在召唤。”

　　“直到现在，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会突然涌现许多新的写作思路，各种不合常规的构想与想象，层出不穷的计划、设想。”（297页）

　　这就是我读到的钱理群先生，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视学术为生命组成部分的人，一个永不满足、永在探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