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是师生平素的信仰

巨野县高级中学   张亚勇

蔡元培先生有着“新文化运动之父，通过改变一所大学进而改变了一个民族”的美誉。在近代中国人物中，生前死后一直被广大精英阶层心悦而诚服者，恐怕只有蔡先生一人。蔡先生能够享此殊荣，更多的得益于他“器局大，识见远”的领袖风范和“随遇皆然，始终一贯”的伟大人格。《蔡元培与近代中国》一书在展现蔡先生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和教育理念之时，也时刻在告诉我们这一点。

蔡先生“器局大，识见远。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左援右引，盛极一时。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这一评价很好地展现了蔡先生的长远眼光和恢弘气度。蔡先生作为一校之长，没有派系观点，而是网罗众家。这就使北大在短时间内聚集硕学鸿儒，学派林立，进而相互争鸣，繁荣学术，激励后进，营造出利于涌现人才的学术环境。在这里，有极力主张保守国粹国故的学者黄侃、刘师培等人；有极力主张科学民主，宣扬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有精通多国语言，却主张帝制，拖着长辫子的辜鸿铭……这些人都各有所长，所以蔡先生顶着种种压力，坚持把他们引进北大，给他们充分的讲学自由。在今天，这一切是不可能发生在学术近亲繁殖的高校和讲求学历的各用人单位的。我们见惯了太多的党同伐异，认同着顺昌逆亡，一边吟咏“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的名联，一边却上演着“笑口常开，笑天下可笑之人”的样板。于是乎，狭小的气量和恢弘的气度在时间的洪流里各自描绘着属于自己的“清明上河图”，狭小和恢弘的河流在互搏中交汇而下，每一位过客也许在船上，也许是两岸的人家，在看风景，并得以有机会对照自省。

其中的“过客”梁漱溟先生就曾评价说：“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做。然他们各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正是这份独有的伟大，才使得新文化运动能以《新青年》为阵地，以北大为依托，以北大教授同人为班底，造就了新文化运动的中枢神经。最终使新文化运动发轫于北大，影响于全国。蔡先生成了他们衷心拥戴的精神领袖。

蔡先生能够很好地发挥其领袖作用，乃基于他有一种伟大的人格力量。冯友兰先生说：“蔡先生的教育有两大端，一个是春风化雨，一个是兼容并包。依我的经验，兼容并包并不算难，春风化雨可真是太难了。春风化雨是从教育者本人的精神境界发出来的作用。”从气候学的角度讲，“春风化雨”是自然天成，毫无人工斧凿痕迹；从人格角度讲，“春风化雨”是一个人内在精神的透射，而无“勉力为之”的不逮。可以这样讲，“春风化雨”是“以人格培育人格，以灵魂塑造灵魂”的正能量。

1922年10月19日，北大少数学生反对收取讲义费，并肆意喧闹，甚至围攻蔡元培先生。蔡先生痛感“平日训练无方，良深愧惭”，愤而请辞。北大学生听闻这一消息后“相顾惊骇”，紧急开会誓当全体一致驱逐个别闹事的学生，一致决议挽留“我们平日所信仰的蔡校长”。后经胡适等多次调停挽留，蔡先生念及闹事学生只是个别，继而复职。

“讲义费事件”可谓闻所未闻，读来亦庄，却又不失其谐。说“庄”，是因为学生事件本就应当严肃认真处理；言“谐”，是因为北大学子竟因蔡校长辞职而“自顾惊骇”——按常理，这该是他们庆祝之时，接着竟自发清理害群之马，并上书挽留。如果蔡先生平素治校疾言厉色，以势压人，甚至大搞“教育产业化”，断不会产生这种伟大的人格力量，使有心向善者有所感发，使同流合污者心存愧耻。

任鸿隽先生说：“蔡先生待人接物似有两个原则：一个是尊重他人的人格，绝不愿意以自己的语言和行动使他人感到一点不快和不便；一个是他承认他人的理性，以为天下事无不以和平自由的方式互相了解和处理。”也许正是因为蔡先生具备了这样的君子人格，我们才不会诧异于蔡先生向欢迎他的工人、杂役工脱帽还礼的做法，才看出当今一些人“鼻息干虹霓”之下的“小”来；我们才不会惊讶于蔡先生推掉大总统宴请而坚持参加邀请在前的同学会的行为，才能更清楚地看到一些人“争新买宠各出意”的嘴脸；我们才会感佩蔡先生听到丁文江对北大地质系“办得很糟”的批评后，不但不生气反而当即向丁先生请教改进之法的气量，才能更好地窥破一些人“老虎屁股摸不得”，只能开展“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的把戏。

正如胡愈之所言：“过去数十年间，在思想界、文化界执著火炬而不断前进的有几个？数十年如一日，不为利禄而变节操的有几个？始终忠实于真理、不愧屋漏的有几个？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到底、不避刀俎斧钺的有几个？始终成为青年导师、知行合一而不欺骗青年的又有几个？”蔡先生以自己的身体力行作出了振聋发聩的回答！

（《山东教育》2013年1、2月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