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使教师更理解讲台

如果我们稍微留意一下，也许就会发现，当下中国教育式的“雄辩症”或“路怒症”，正肆无忌惮地在教师群体中扩散。教育本应有的信仰正为现实中的异化、冷漠、矫饰和虚伪所撕裂，种种个人的戾气和忿恨不断地被传递和放大，以至成为某种堂而皇之的默契。仿佛一场混合着咆哮和哭泣的狂欢，声嘶力竭之后，却没有赢家。

如果我们再留心一点，也会发现那些爱书人、读书人，是明白“没有航向的船，吹什么风都是逆风”的道理的，他们在阅读中找到了教育的方向感和重力感，并受其导引，努力使自己的行为回归到教育的常态上来。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先哲的经典中，找到了教育应有的参照系，并在自己的课堂中看到了自我实践的意义。

当“读书人”和“教书人”成为真正的同义词时，我们的教育中怪诞、野蛮、迷信、神话、反智的成分才可能降至最低。也只有当我们将读书与教书融为一体时，我们才可能将内心的惶恐与焦躁抛至一边，带着我们对教育的理解和对课堂的认识，坦然地走向课堂，面对教室里充满渴望的莘莘学子。

其实，对每一个阅读者而言，阅读是对个人之“道”的皈依和守护。阅读，尤其是对哲学、历史学和教育经典的阅读，会使我们下意识地在对教育教学表象的层层剥离中，诠释自我立场，重构自我的价值谱系。这个明晰、通透和纯然的内视过程，让我们的阅读有了个体生命的同时，也开始对教育理解，渐渐从“唯特色论”和“唯操作论”的执念中让渡到对教育的本然之道和课堂的应然之路的思索中来。

换句话说，阅读于教师的意义，就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教育生态中看到教育教学的本然和应然，而不至于迷失了方向。它成了教师个体在一定程度上自我解构与重构的雏形。它可以帮助我们从学科的术业之论，缓缓地引向“文本对话”，继而走向“精神对话”“生命对话”，并在这个过程中穿过一道道门，最终成为一种对“道”的成全和隐喻。

所谓“以俗眼看，纷纷各异；以道眼看，种种是常”，《菜根谭》里呈现的，正是阅读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形而上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课堂教学的“常态”成为恒态，其天然的贯通性和全然性，给人一种俯视感，促使我们学会体悟和探究教育现象背后的本质。在不断的阅读中，在深入的思索中，在亲身的体尝中，那些纷呈殊异的流派、旗号、模式、山头，乃至个人碎片化的烦恼、挂碍、争执，开始得到拼接与统一。

如此的“统一性”，让教育看起来更像是一场斯坦利·霍尔式的复验论：今日自鸣得意之处，前人早已洞悉；今日黯然神伤之慨，前人早已叹过。阅读，就这样将人类教育史的卷轴在我们眼前展开，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自己的行知半径不过覆盖于别人的步履之下。从这个意义上看，在阅读中不断“还原”自己，以“居下”和“归零”的心态做事，可能比兴冲冲地宣布自己已经“占领讲台”更为重要。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的确有宣布的必要，因为上述的“统一性”，不仅可以在时间上“穿越”，更多的，还有空间的延展。这恰如六度分割理论所说：“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的间隔，不超过六个人。”而我们与其他教育者、研究者所连接起来的，可能也只需要六本书，甚至六句话、六个词。也就是说，当阅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恰当的链接，使每个同行者“个人的教育史”能够彼此共享时，我们的思想就已然跃升到某些新的教育存在——从更多维的视角、文化、审美、传统、心理的格局中，体会不同的价值考量和专业理性。

这样的参照系，映射的是世界的多彩性。当时空的交织，容括了“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教育常态，尤其是彼此泯灭边界时，我们将更容易地审视和检验我们所面对的讲台，也常常获得了呐喊的勇气和力量。

因此，读书使我相信，教育，在阅读的身后，有另一扇连接世界的门。（摘自2013年6月24日《中国教育报》，作者：凌宗伟）

（《山东教育》2013年11月第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