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提升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校史探究活动例谈

山东省淄博第六中学   陈 科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指出：“学生的历史学科素养不能凭空形成，也不能只靠灌输形成。只有通过以学生为主体的活动，在做中学，进行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在认识历史的过程中联系和运用所学知识，掌握探究历史的方法和技能，逐步学会全面、发展、辩证、客观地看待和论证历史问题，才能使学生的核心素养得以提升和发展。”新课标提倡主题活动式教学，建议教师围绕着探究主题，设计教学活动，组织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在问题解决中提升历史学科素养。新课标同时建议学生能够将历史学习所得与家乡、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繁荣结合起来。为了更好践行新课标的理念，笔者充分发掘并利用身边的校史课程资源，开展了一次校史探究主题活动。

光被中学是笔者所在学校的前身，始建于1897年，是由英国基督教浸礼会创建的教会学校。2017年学校发现一张校园老物件“光被中学学生饭团收据”（见右图），收据的落款时间为“35年11月24日”。由于落款时间为简写，省略了明确的纪年方式，加上学校独特的教会学校背景，使得认定收据开具的确切时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这样的简写落款时间要确定其确切的年代，就需要运用近代中国纪年方式等相关历史知识。于是笔者在班级里开展了“光被中学学生饭团收据断代”的主题探究活动，要求学生查阅相关资料梳理1897年以来中国采用的各种纪年方式，找到充足的证据确认这张收据的确切落款时间。活动要求学生把考证探究的过程形成主题研究报告，在班级内进行学习交流，展示自己的探究成果。在探究交流的过程中，众人集思广益，不仅对年代问题进行了深入考证，而且在票据中发现了一些新的疑问并进行了解答。

由于光被中学的创建时间为1897年，同学们对1897年以来中国所用的纪年方式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古代中国主要使用的是年号纪年方法，从汉武帝起开始有年号，此后每个皇帝即位都要改元，并以年号纪年。1897年是大清光绪二十三年，在这之后中国还使用过“宣统”年号。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使用过“洪宪”年号，溥仪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时还用过“大同”和“康德”的年号。

清朝末年，一些学者和维新党人开始反对以帝王年号纪年，提倡孔子纪年。他们仿效公元纪年以耶稣诞生为纪年之始的做法，以孔子出生作为纪年之始。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1896年所办的《强学报》中开始使用孔子纪年。清末革命党人为了否定清朝皇帝纪年，也曾使用过多种纪年办法。1903年，有的革命刊物开始从黄帝降生之年起依次推演作纪年，奉黄帝轩辕氏为中华民族的始祖。1911年，湖北军政府成立时宣布废大清国号和年号，采用黄帝纪元，将大清宣统三年改为黄帝纪元4609年，后来各省政府也跟着使用。在建立共和政府的讨论中，黄帝纪元被认为是基于帝王的纪年法，与民主共和的精神不相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通电各省，颁布国号为“中华民国”，以黄帝纪元4609年11月13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采用民国纪年方式。

公元纪年是西方国家创设的以耶稣诞生为开始的纪年方式，约在公元1400年时，西方国家普遍使用公元纪年。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文化大量传入中国，公元纪年在中国得到了大量使用。民国时期官方和民间普遍采用民国纪年，但是公元纪年法与民国纪年法并行。很多文献上既有公元纪年也同时有民国纪年，尤其是一些在华的教会学校和西方团体仍然使用西方纪年。

“光被中学学生饭团收据”到底采用的是哪种纪年方式呢？同学们进行了仔细辨别排查。

孔子纪年和黄帝纪年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味，一般出现在维新派或革命派创办的报刊上，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收据采用这些纪年方式的可能性不大，因此首先被排除掉了。其次排除掉的是年号纪年。朱泽震同学所用的方法直接有效，他查阅了这些年号的使用时长。光绪皇帝在位三十四年，其年号到三十四的时候也就截止了。宣统皇帝在位三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所用的洪宪年号使用时间也不到一年。溥仪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所用大同和康德年号均不超过十二年，而且使用的范围仅限于东北地区，所以这些纪年方式均被排除。

民国纪年是民国时期官方和民间普遍采用的纪年方式，所以这张收据采用民国纪年方式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但是鉴于学校有西方教会学校的背景和历史，并不能完全排除公历纪年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收据的落款时间也有可能是“1935年”的简写。为了彻底弄清这一问题，大多数同学去学校的校园网和校史馆查阅了相关资料，他们在《学校历史大事记》中找到了如下相关的记载：

1930年春天，英国浸礼会因拒绝向中国政府备案而引起学生闹学潮，决定其所属中小学一律停办。光被中学亦因此停办。1935年8月，明道神学院（英国浸礼会创办的另一学校）在原光被中学校址开学。1937年12月，周村（学校所在地）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明道神学院被迫关闭。1938年6月，光被中学董事会成立，董事会聘请张文敷为校长，筹备恢复光被中学。1940年，校长张文敷通过民国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为光被中学办理了立案手续。1941年，学校采取“以生养校”方针，提高学杂费收费标准。每学期初中生每人小米50斤，高小生每人30斤。1942年春，光被中学董事会改组，董事会先向日伪山东省政府“立案”，又向日伪长山县政府“备案”后，学校改名为“长山县私立光被中学”，学校被日伪山东省政府领导。1945年10月，英国传教士重返学校，重掌学校领导权。1946年，光被中学规模扩大，在校学生600人左右。

结合《学校大事记》提供的信息，很多同学作出了自己的推断，其中袁玥同学的推断最为详细。她指出：收据上学校的名称为“光被中学”，但是1930年“光被中学”就已经停办，到1939年才筹备恢复光被中学，因此收据上的35年不应该是1935年的简写。英国浸礼会创办的另外一所学校“明道神学院”虽然在1935年曾经开学，但是在收费单据上应该是写明学校的正式名称“明道神学院”而不是“光被中学”。同时《学校大事记》提到1941年学校采取了“以生养校”方针，提升了学杂费收费标准，初中生每人小米50斤。这就意味着1941年以前学费不会超过50斤小米，而收据上写的是“小米53斤”，那么这张收据肯定是在1941年之后，那么可以断定收据的落款时间为民国35年，即公元1946年。

有同学也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入手进行了自己的推断。尹鑫玉同学非常细致地发现收据上写的是“饭团收据”，饭团是日本的传统食品，在中国人和英国传教士的生活习惯中很少使用饭团来作为食物的代名词。《学校历史大事记》中也提到光被中学曾经被日伪山东省政府领导。尹鑫玉同学据此推断：学校所在的周村一度成为遭受日本侵略的沦陷区，学校也曾经受日伪政府的控制，那么学校生活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日本习俗的影响。虽然1945年8月份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英国传教士重掌学校的领导权，但是学校的一些用语在短时间内很难立即改变，“饭团”字样极有可能是日本侵略的残留。从这一角度来看，收据的年代应该断定在日本侵略以后，因此落款时间应该是民国35年，即公元1946年。

通过同学们共同努力，收据的落款时间被确定为“民国35年”的简写。但是就在这个谜团揭晓答案的时候，尹屹伟同学又发现了新的问题，她发现收据上的学生姓名“刘思修”的“刘”这个字竟然是个简体字。众所周知，《汉字简化方案》由新中国政府在1956年正式推行，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946年理论上都不应出现简体字。那么，建国以前是否会有简化汉字呢？于是笔者决定让同学们进行以“探究简体‘刘’出现时间”为主题的第二轮考证。

这轮考证以蒋孟原同学的成果最为详细、最有说服力。她查阅了相关资料发现古代民间一直存在着简化的汉字，汉字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简化的过程。早在先秦时期，一些简体字便已进入正规文书。新文化运动时期，简化文字得到包括著名国学家胡适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的赞成。1935年8月21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第一一四零零号令，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在第一批简体字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已经开始推广简体字，且“刘”字俨然在内。这就意味着在1946年之前，民间已经出现了“刘”字的简化写法。刘蕴琦同学查阅了相关资料发现：汉字简化的过程，也是造字的过程。从汉字发展史来看，正体字和俗体字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历代王朝都会在一定的时期，将一部分俗体字给予转正。“元刻本的《诸子琼林》中，大量引用《刘子》一书的章节，内中的‘刘’字，既用简体‘刘’，也用繁体‘劉’，繁简混用，这是实物证据，说明至迟在元朝就用简体‘刘’字。”

由此可见，简体的“刘”字并不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出现的，最晚在元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简体的写法。这也从中看出新中国成立后的简化字并非全部是新造的字，有些字也是长期以来民间俗体字的总结。在大家共同努力下，“简体字”的问题得到了最终解决。

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以另外一个新问题的出现而结束。在查阅民国时期大量票据资料时，同学们发现很多的票据排版都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的竖版。但是这张收据的排版很特别，它采用的是横版，并且是从左到右的书写顺序。这样的排版方式又见证了怎样的一段历史呢？新一轮的“汉字排版方式的变迁”的主题探究又开始了。李亚轩同学查阅了大量资料发现：早在清朝末年一些知识分子学习西洋文化，提倡汉字改革，力主改变传统书写方式，改用从左到右的“横行”排列方式。但是清末民国时期的排版方式没有进行统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才真正确立了横排书写方式。她进一步分析了采用横版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人生理的需要，人的两眼是横的，眼睛视线横看比竖看要宽，阅读时眼和头部转动较小，不易疲劳。二是和国际接轨的需要，西方普遍采用的是横版，采用横版便于各种数理化公式和外国的人名、地名的排写。光被中学作为教会学校，其收据上的横向排版应该是受到西方书写影响的结果，也是那个时代排版方式不统一的见证。中国统一实行横版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光明日报》于1955年1月1日正式改为横排出版。鉴于《光明日报》横排试验的成功，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等全国性报纸也改为横排。此后，全国各地的报纸和绝大多数的期刊相继改为横排，横版开始在中国大陆范围内广泛使用。小物件折射大历史，收据虽小却是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嬗变过程的一个见证。

虽然同学们已经进行了三轮的探究考证，但是在这张收据上还存在着很多的疑问等待着大家一一解开。在探究考证的过程中，学生能够提出问题，这比单纯的知识记忆要重要很多。历史探究本身可能永远只是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问题解决并不是成功的唯一标志，比结果更重要的是探究过程本身以及在探究中形成的求真务实、坚持不懈的精神。探究历史问题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但是当答案水落石出之时，学生们非常开心，虽是身心俱疲，但依然小有成就感，普遍感受到了其中的乐趣。

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学生们深切地体会到校运与国运紧密相连，感受到前辈们学习生活的艰辛和困难。在近代中国动荡战乱的年代中，学校不断地颠沛流离。国家虽大，但是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抗日战争前后，国内局势动荡不安，由于缺乏办学经费，学校四处奔走筹集办学资金，但仍难维持学校开支，只得向学生收取小米。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每到学期开学报名的时候，学生们只能通过缴实物的方式来维持日常的学习生活，大车小辆、人推肩扛地送小米当学杂费。回首学校的百年发展历程，学生们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稳定学习环境，对于建设强大的祖国的愿望也就更加迫切。

从教学的角度来看，本次的探究活动将问题探究与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利于促进学生的时空观念、史料史证和历史解释等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升。这次的探究活动也充分发挥了历史课程立德树人的教育功能，使学生将历史学习所得与学校、家乡、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进程结合起来，并学会从历史的角度关心国家与民族的命运。

校史资源的利用和开发是因人而异的，虽然每个学校的历史不尽相同，但是如果我们细心观察，精心搜集，总能发现优秀的校史资源为我们所用，服务于我们的历史教学。

（《山东教育》2019年6月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