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单元视域下《鸿门宴》批判性主题教学例析

语文教学来源:《山东教育》中学刊查看次数:203发布日期:2023-08-17

上海市市北中学   陈  军

当前正在推进的高中语文新课程，特别注重“大单元”的系统学习，这个思路是正确的，但要防止生搬硬套。

单元学习，要讲究课文的有机呼应和配置，各篇课文本身固有的不能不教的内容与形式能够自然形成的互益关系，是“单元”系统构建的前提。初高中可以互用，课内外可以互通。应允许教师根据教学需要，自由调用相关材料，自主构建属于本班学生的“单元”。

结合《鸿门宴》的学习，我以“批判性”为主题词，设计了一个司马迁作品通读单元。除了增加课外文《秦楚之际月表序》《叔孙通定朝仪》外，还可以调用初中课文《陈涉世家》以及高中《语文》必修（上）中的《屈原列传》。我把《叔孙通定朝仪》和《屈原列传》作为这个批判性单元学习的第三台阶，让部分学生先自行选修，然后用一节课时间向全班同学作阅读推荐，教师适当点拨、小结即可。

我为什么要把“叔孙通”和“屈原”合在一起引导学生加以研究呢？一是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司马迁笔下的重量级人物：叔孙通作为儒者，随机应变，识时务；屈原，则是坚守孤志，拒随时势。通过比较，可以强化对于屈原的认识；二是叔孙通定朝仪，是为汉高祖刘邦建立大臣朝拜帝王从而树立帝威的“规矩”，在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史上，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刘邦的“反应”也正好与《鸿门宴》所写内容相呼应，可以看作是刻画刘邦形象的“互见法”。三是文字流畅，通俗易懂。

其实，《叔孙通定朝仪》是叶圣陶改的题目。叶老写了相当精彩的推荐文向中学生作专门的讲解。在倡导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化批判性思维培养的今天，希望叶老讲析推荐的这篇司马迁名作能选入相关的中学生阅读文选中，给学生以思想营养，从而不断拓展高中生的文化视野，更深入地探寻司马迁的批判广度。

全文如下———

叔孙通定朝仪

汉二年，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叔孙通降汉王。汉王败而西，因竟从汉。

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

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叔孙通闻之，乃谓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遂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习之月余，叔孙通曰：“上可试观。”上既观，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会十月。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大行设九宾，胪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选自《史记》）

全文语言质朴，叙述不枝不蔓，以言行为线索，勾勒了叔孙通面谀刘邦，见风使舵，全无原则人格，只知求得利益的伪儒形象。记写言行，尤以“起朝仪”为重点，这就使叔孙通所作所为具有了历史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表达了司马迁对于所谓的儒家文化虚伪性的尖锐讽刺。

司马迁是极为尊崇孔子的，对于以孔子为标准的儒家文化精神，司马迁是深为赞赏的。《孔子世家》里记载了孔子厄于陈蔡的困境，深刻地表现了孔子反功利的真精神。在《孟子荀卿列传》中写道：“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圜凿，其能入乎？”由此可见司马迁“反功利精神”是多么坚决。李长之说得好：“也只有站在反功利上，才明白司马迁为什么在列传之中先叙述的是伯夷，才明白司马迁为什么把布衣孔子升入了世家，才明白司马迁为什么很感慨地叙述了刎颈交的张耳、陈余终于以利相仇，才明白司马迁为什么很赏识商鞅、李斯的才干，却只因为他们主张不坚定（商鞅对孝公既说王道，又改霸道；李斯则惧祸重爵，苟合赵高），只因为他们单为现实而求售，而取容，遂不能不放在一个较低的估评而鄙夷着了”（《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版第46页）“司马迁彻头彻尾的反功利精神，反现实精神，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态度，都有深深的孔子的影子。这是他们精神的真正契合处。”（同上）李长之的评价切中肯綮，堪称洞见。然而，孟子之后，尤其是荀子之后，儒派林立，各以孔子为衣钵，然实质之思想与人格已大异其趣了。这里的叔孙通，是一个典型的功利者、现实机会主义者，没有丝毫的孔子困于陈蔡的不屈不挠而坚守人格与信仰的真精神在。

司马迁敢于对叔孙通展开讽刺与批判，记写了一个向霸道与专制进献才智的伪儒形象，揭示了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文化痛点和痼疾之源———刘邦之“伪”与叔孙通之“伪”的相互催生，使得威权既披上了一件光彩的外衣，又深化了专制内涵的狠毒与阴险———这样的批判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与《鸿门宴》一样，写叔孙通，重在记其“言语”，传神写照，如以下三例：

例1   当叔孙通征召儒生时，鲁有两生不肯行，并且说：“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坚守人格，说理充分，但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笑为讥笑，鄙为卑陋，“知时变”实际上就是迎合现实形势，能够抓住时机，见风使舵，说到底就是迎合汉王心理，揣摩并去践行汉王的意图。鲁两生是真儒，鲜明地反衬出叔孙通没有信仰、缺失操守的卑鄙嘴脸。

例2   汉王成为皇帝之后，叔孙通准确揣摩了高帝看到群臣饮酒争功的乱象后的心理“患之”，抓住时机提出“共同朝仪”的建议，先是自谦一番，说“儒者难与进取”；接着又调转话头，表明心态，愿尽力“守成”；当高帝问到朝仪难不难的时候，叔孙通一方面居然引用孔子之言为理论依据，一方面提出“采古礼”“杂就之”的主张，振振有词，说动了高帝。这番话，腾挪转折，极有变化，可见是看着高帝脸色说的，“面谀”之功无人能比。所谓“知时变”不过就是“知帝心”罢了。

例3   “朝仪”成功，标志是什么呢？即“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原来，皇帝的帝威树立起来了，可见“朝仪”之功非在立德立行，而是使皇帝高高在上，享受大臣伏地俯首的崇拜。高帝的真心话脱口而出：“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皇帝的得意，毫不掩饰，溢于言表，从而也点明了叔孙通所谓的“知时变”以及诸生对叔孙通的赞美“知当世之要务”都不过是把讨取皇帝之欢心转换成另一种冠冕堂皇的说辞罢了，这就更加讽刺了叔孙通们的虚伪性。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所写的汉高帝的言语，极简单，直露，蛮横，比如“得无难乎？”“度吾所能行为之”“吾能为此”“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全都以我为中心，既不假仁假义，也不闪烁其词，一副志得意满、目中无人、独断专行的面孔。这些话，如果与《鸿门宴》里的沛公言语联系起来看，我们更加知道司马迁写人的“互见法”真是妙不可言。那时的沛公多么伪装深潜，今日的汉高帝多么直露专横。同时，我们也看到，汉高帝的粗鲁专横与直言不讳，也映照了叔孙通面谀之态的丑陋。正是这样的“专横”与这样的“面谀”，有机同构成“朝仪”这样的文化品性。司马迁大概不会想到他所批判的文化品性居然延续着，凝聚着，发展着，由三国两晋、唐宋明清的夯实而成为深厚的寒彻无比的专制冰原。

葛兆光说：“思想没有随着有形的器物、有限的生命一道消失，通过语言文字、通过耳濡目染、通过学校内的教育和学校外的熏染，一代一代地在时间中延续下来。由于这种‘延续’，今人还可以重温古人的思索，古人的思索对于今人还存在意义。”（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语文教学中，我所以强调追寻古典美，探求现代性，大约与葛先生的观点是一致的。倘如此，我就在实现着一种责任，教出《史记》之魂，自然对于延续司马迁的思想有意义，更对于当代青少年的思想成长有意义。

科林伍德说：“历史的知识是关于心灵在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事的知识，同时它也是在重做这件事，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在之中。”（《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7页，何兆武译）难道不是这样吗？

 

 

 

 

（《山东教育》2023年7、8月第21、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