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语文缘

人民教育出版社   顾之川

人生有许多机缘，有的是自己能够把握的，有的则是时代使然。风云际会，机缘巧合，全靠天时地利人和。我与语文结缘很简单。以1994年为界，之前是“学语文”“教语文”，之后是“编语文教材”“研究语文教育”。

一、学语文

我1966年上小学，正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整个小学阶段是怎么学语文的，有哪些课文，大多已记不得了，但有三点印象深刻。

一是《毛主席语录》作课本。开学通知要求每人必须带一本《毛主席语录》，好在那时“红宝书”并不难找。第一天上课印象最深刻，老师教我们学习第一条：“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老师讲完以后，让一个同学站起来复述，他照着老师讲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引起全班哄堂大笑。

二是第一次写作文。三年级时开始写作文，语文老师姓魏，题目是“大家都来批判刘少奇”，写作提纲也写在黑板上：

第一段：刘少奇是个什么样的人？第二段，刘少奇有哪些反动言论？第三段，联系自己的实际批判刘少奇。

尽管农村小学生还是懵懂少年，但报纸、广播上总能看到听到“刘少奇”这个名字。我先写“刘少奇是一个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接着再写刘少奇胡说什么“三自一包”“自私自利”“资本家剥削有功”等反动言论。第三段开始联系实际。那时中小学生流行学雷锋、刘胡兰和刘文学，我们在放学后常给生产队做好事，帮菜园把式刘四侠推水车浇菜园。夕阳西下，我们一边推着水车，一边看着绿油油的黄瓜，心想要是能吃一根该有多好啊！实际上每次浇完水，他总会给每人一根黄瓜作为奖赏。我就把这些事情和自己的私心杂念写进了作文。魏老师给我的评语是：“好，好，真是小作家！”并在全班念了我的作文。这让我感觉到，写作文并没有什么难的呀，不就是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写出来么？

三是背样板戏剧本。那时候在贫瘠的中原农村，既没有如今林林总总的文学名著，更接触不到唐诗宋词，所能看到的，除了“红宝书”，就是“革命样板戏”的剧本。正是记忆力特别好的时候，八大样板戏的剧本我几乎都能背，特别是《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不仅唱词、道白，甚至连“幕徐徐闭”都能背出来，有时还能给人学上一段儿。由于特殊政治原因，那些剧本经过千锤百炼，有故事情节，对几岁学童来说，比读语录有趣多了，尤其是汪曾祺参与改编创作的《沙家浜》，更是文采飞扬，是语言运用的典范。

1977年秋，我国恢复高考制度。我也匆忙复习备考。开始复习物理、化学，临考前几天才知道高考是分文理科的，就让人帮我改报文科。第一场考语文，作文题是“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尽管数学考得一塌糊涂，凭着看了些杂书，最终考上河南省淮阳师范学校语文班。这里曾为河南第三师范，现代作家徐玉诺、教育学家李秉德曾在此任教。那是一个人人思进、百舸争流的年代，大家憋着一股劲儿，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青春夺回来”！

1981年，河南教育学院首次招中文本科进修班，考录比为3：1，条件有三个：一为在职高中教师，二为45岁以下，三为大专以上学历。经排查，全县只有我符合两条，勉强可以报考。结果一考即中，这才有了到河南教育学院进修的机会。全班60人，同学多为重点高中骨干教师或师范学校教师，班长陈达仁更是省教研员。我的劣势显而易见，一来自农村，二不是重点高中，三只有中师学历。但我也有优势，一是年龄最小，没有家庭拖累；二是农村人能吃苦，又是工作以后再来深造，机会难得，所以格外珍惜。唐代文学是请郑州大学俞绍初先生上的，期末考试我居然得了全班唯一的92分，不少同学只有70来分，感觉不好向单位交差，委托班长与老师交涉，亦未如愿。以后每逢考试，常有同学借我的笔记。有一次上古汉语课，陈伟方老师讲起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在我国语言学界后继乏人，作为课代表的我，这时便有了考研究生的冲动。当时想得很实际，中学语文中，文言文是块“硬骨头”。多学些古汉语，进可考研究生，退可提高自己的文言文教学水平。除了规定课程外，还与同学到郑州大学旁听齐冲天先生的训诂学、许梦麟先生的汉语语音史等课程。也正是在进修期间，第一次见识了张志公、张静、任芳秋、霍松林等名家风采。毕业论文《商水方言中的“啖”》被收入首届本科班学员优秀论文集。

1985年我考取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研究生。报考时，特意改名为“顾之川”，取意于《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以激励自己要像那奔流不息的河水一样，努力奋进。缙云山下，嘉陵江边，在李运益先生指导下，徜徉于《说文》《尔雅》《方言》《释名》以及《诗经》《史记》等古文献的书山学海。三年后，以《通雅转语研究》顺利获硕士学位。

1991年我在青海师范大学工作时，考取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博士生，汉语史专业，古代白话研究方向，导师为所长兼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刘坚先生。第一次见导师，问这学期开哪些课，不料先生却说，博士生还上什么课呀？主要是自己看书，著书立说。于是谨遵师教，每有心得或疑惑，便找机会向先生汇报请教。由于在此之前我以“《通雅》与明代汉语词汇研究”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课题，博士论文自然定为“明代汉语词汇研究”，研究兴趣也由古汉语转向近代汉语。

二、教语文

我教语文是从1976年高中毕业后当民办教师开始的。不知什么原因，一上来娄晓歌校长就让我教初中毕业班（当时初中是两年制）语文，还兼初一政治。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纪，那时流行“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一个回乡高中生，能把自己所学教给学生，精神上是非常充实和愉快的。生产队每天记最高的十分，每月还有六元补助。

1979年秋我在淮阳师范读书时，因为要给79级新生腾地方，学校要我们提前离校回去实习，我被分配到商水县舒庄高中。语文组长王来老师指导我备课，在淮师曾听过豫东名师郎笑天讲鲁迅小说《药》的录音，所以我就选《药》作为我实习时的试教课文，效果颇佳。1980年4月分配到化河完中后，还曾被借到化河小学代小学语文。秋季开学后，先是教一学期初二语文，接着教一学期高二语文。我在化河虽然时间不长，小学、初中、高中的语文课居然都教过了。

河南教育学院毕业后，在周清臣副校长力荐下，我被调到商水县高中当语文教师。该校是全县最高学府，李富昌校长是一忠厚长者，威望很高。当我满怀忐忑跟他说想考研究生时，他竟满口答应，说年轻人想深造是个好事，特意交代教务处只给我安排高二年级一个班的语文课，而且不兼班主任。我心存感激，一面认真教书，一面埋头读书，潜心准备研究生考试。暑假到河南大学旁听研究生辅导课，学校也按出差进修报销差旅费，甚至连买的参考资料也给一并报销。当时语文教学讲究“以纲为纲、以本为本”，即以教学大纲为纲，以课本为本。往往是时代背景、作者介绍、生字生词、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写作特点，这样一路讲来。虽然也是讲授式，但由于我常在讲解时旁征博引，不时用一些英语单词句式进行中英文的比较，学生既感到惊奇，也很佩服。我上课也不拖堂，常使学生感到意犹未尽。虽然不当班主任，也与同学一道跑操，又使师生关系甚为融洽。年轻同事对我经营“自留地”颇有微词，我每以乡先贤陈涉“燕雀焉知鸿鹄之志”聊以自慰。偶然看到于漪、陶本一主编的《中学语文备课手册》，如获至宝。1984年，河南省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年会在商水召开，主持人为周口师专萧士栋教授，见到从北京请来的章熊、时雁行等名师。随着对古汉语学习的逐渐深入，我开始试着写些小考辨短文。比如，由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受到启发，就秦牧《土地》写的《“野人与之块”辨》发表于《语文教学之友》，由张汝舟《古代天文历法论丛》受到启发，就《孔雀东南飞》写的《刘兰芝“举身赴清池”时间考》发表于《周口师专学报》。收到《周口师专学报》七元稿费，特意买了一套茶具作为纪念。

1988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到青海师范大学做了三年学报编辑，具体负责语言学、文学、哲学等版面的编辑。青海地处偏远，学术环境较差，但因在学报工作的便利，不仅能看到全国各地交换来的学术期刊，还与不少同行建立了联系，反而凭着天时地利，进入科研“高产期”。1990年以“方以智及其《通雅》研究”申请到青海省古籍整理项目，1991年又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这也坚定了我考博士的决心和信心。

三、编语文教材

1994年博士毕业时，面临着职业的选择。要么继续做研究，要么做相关的业务工作。前者意味着要把自己关在书斋，心无旁骛，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后者则可以用自己所学，为社会做些实事，生活条件也好些。还有一个想法，最好能把过去当中学语文教师、做编辑积累的经验派上用场。加上爱人也在读博士，女儿要上小学，权衡再三，刘坚先生建议我到人教社，虽说是做编辑，但研究氛围浓。像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隋树森、吴伯箫、王泗原、张中行等先生，学识人品均为学界称道。

报到后，第一次拜望张志公先生，他以人民教育出版社学术委员会主任身份表示欢迎，后来与刘国正、张定远、顾振彪等前辈逐渐熟悉起来。我在人教社主要参与主持编写了几套教材：一是1997年版“两省一市”高中语文教材，顾振彪、温立三和我共同主编，1997年开始在山西、江西和天津试验，2000年在全国推广，并于2000、2003年做过两次修订。二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顾振彪主编，温立三和我任副主编，于2001年开始实验，使用至今。三是人教版课程标准高中实验教材，袁行霈主编，温儒敏和我任执行主编，于2004年开始使用，使用至今。四是统编初中语文教材，温儒敏总主编，我是主编之一，目前还在进行中。

四、研究语文教育

我研究语文也是从进入人教社以后才开始的。人教社本来是我国从事中小学课程教材研究编写的专业出版社，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历次课程改革，包括教学大纲的制订、教材编写和教师培训，都是由人教社代表教育部直接主持的，因而这里聚集了一大批学科专家。1983年，为了适应对外交流的需要，教育部批准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与人教社合署办公。所以，人教社的编辑同时又是课程教材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除申报国家课题外，课程教材研究所每两年举办一次中青年论文大赛，我先后参加了两届，均获一等奖。在编写教材之余，我还出版了几本专著。

说到研究语文，不能不提到我与中语会的缘分。人教社与全国中语会有着深厚的渊源。1979年中语会在上海成立时，第一任会长就是曾任人教社副总编辑的吕叔湘先生，名誉会长叶圣陶，副会长张志公、吴伯箫。我到人教社工作时，刘国正是理事长，张定远是秘书长。在他们二位的提携与鼓励下，我开始加入中语会，先是副秘书长，后连任两届秘书长，再忝列理事长，使我得以近距离接触语文名家，转益多师，开阔了学术视野，也激励着自己不断进取。

五、我的几点体会

人生有多种选择，并不是每一种选择总能使人如愿以偿。但对我来说，语文不仅是安身立命之本，也已成为生活甚至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现实生活中有许多机遇与挑战，也有着太多尴尬与无奈。作为个人，我们无法改变社会，也改变不了现实，甚至也不能改变周围的人，唯一能改变的只有我们自己。无论身处何地，置身何境，有梦想就有希望。有梦想还要有行动。既要仰望星空，更要脚踏实地。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人。

2.语文教育研究须接地气，不尚空谈。语文教育是基础教育，重在给学生打基础，语文教育研究固然要吸收世界母语教育先进经验，但归根结底，还要立足在广袤而深厚的中华大地上，实事求是，求真崇实，不故弄玄虚，更不崇洋媚外。一要走民族化、科学化、现代化的改革之路；二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重在解决语文教学中的实际问题。这理论那学说，这宗那派，均应拿来主义，为我所用，而不能乱花渐欲迷人眼，乱了自己方寸。

3.语文教学最重要的是让学生热爱祖国语文，享受语文学习的成功和快乐。语文教学要教会学生识字写字、阅读鉴赏中外名著，自主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清通流畅地交流彼此的思想感情，教师就要真诚地用爱心对待每一个学生，不做作，不敷衍，不放弃，帮助他们掌握学习语文的基本方法，养成自学语文的良好习惯，培养正确理解和熟练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提高他们的语文素养。

4.语文教材编写要符合语文教学和师生实际。既要让老师明白语文教什么怎么教，也要让学生知道语文应该学什么怎么学。目标明确，内容科学，顺序合理，形式活泼，朴素淡雅。一册在手，一股浓郁的中华文化气息扑面而来。教师乐教，学生乐学。同时还要想方设法，使学生摆脱“应试教育”的羁绊，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沉淫其中，爱不释手，习焉不察，水到渠成。阅读品位自然提升，语文素养水涨船高。

5.语文人累并快活着，充满激情，富有情趣。语文教育工作者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任务繁重。课程要改革，教学要创新，费心劳力，艰辛备至，同时也拥有尊严，充满乐趣。因为我们的工作就在于给人知识，启人智慧，教人向善，启迪心智，砥砺精神，完善人格，净化心灵。古语有“经师即人师”之说，语文人做的就是“人师”的工作。传道授业，释疑解惑。阅读写作，立德树人。三尺讲台，挥洒汗水。桃李天下，功在千秋。

（《山东教育》2016年1、2月第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