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教育要有大胸怀

发布日期 : 2018-07-15点击次数 : 来源 : 《山东教育》中学刊

刘笑天

 

前一阵热映的电影《无问东西》把西南联大带进了公众视野。

19382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

出身北大、长期在西南联大工作、建国后赴南开任教的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曾经著文《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其中写道:

联大成立之初,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北大校长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代表”的意思。蒋梦麟对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您多负责。”……蒋梦麟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这是实话,从而奠定了三校在联大八年合作的基础。

抗战期间,举国处于极端贫困之中,联大也不例外。清华大学利用工学院暂时不需用的设备成立清华服务社,从事生产,用它的盈余补助清华教员的生活。加之清华大学有庚子赔款基金做后盾,所以稍微宽裕一些。这事本与外校无关,然而梅校长顾念北大、南开教员同在贫困中,年终送给大家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馈赠。

西南联大在国家危难之际创造奇迹,原因不一而足,但不能不说三位校长博大仁厚、宽广深远的胸怀也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须知,要创造伟大的教育必须拥有伟大的胸怀。

笔者前一段时间去一座城市出差,与同行聊起该城市的一所新建学校,该学校虽然刚刚起步,但是因为各方面不同寻常的高起点成为广受关注的焦点。主管部门的同行觉得建这所学校的初衷就是要建一所不一样的学校,政府、主管部门支持力度比较大,招生极为乐观。在座的几位校长几乎默不作声。私下里,一位朋友说他们的内心不太平衡,认为这所新建学校抢了风头,当地最知名学校的校长甚至放言“要和它斗一斗”。

我听了之后哑然失笑。一方面理解同行们的心理,一座城市的教育经过多年的沉淀,会无形中形成一个既有的布局,一股新生力量尤其是强大力量的注入会冲击旧有格局,甚至会捣碎重构。要适应这种强力冲击,恐怕需要时间调整平衡,更需要原来的强者们泰然处之,以宽大胸怀接纳包容。

与此同时,有些同行的胸怀未免局促,格局未免逼仄。一言以蔽之,教育为天下公器,聚天下学子而教之。终极目的何在——当年袁世凯欲建立山东大学堂,曾向清廷上表曰:“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整天拨拉自己的如意算盘,算计个人的荣辱得失,或者以高尚的名义做见不得阳光的丑事,那显然会在此岸下海之后迅速折戟沉沙,更别指望驶到彼岸了。

最可怕的这样做事的人自己并不觉得有何错误,往往是习惯成自然。习惯把原本属于天下的领域划归自己名下,当成自己的自留地,别人稍微靠近就觉得是对他莫大的冒犯,是对他神圣使命的冒犯,像吱吱嘶叫的刺猬,或者像摆好架势的斗鸡,那姿态可爱至极。

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久而久之,便觉得自己是个“王”,君临天下,不可一世,虽然自己的领地不过蕞尔,但是那气势丝毫也不亚于夜郎国王。这样的校长,到北京上海办事的时候常常从关系单位借一辆加长版的奥迪A8。住医院也要挑当地最高级的病房,一不如意,就向医生护士喊叫:“我是某某学校的校长。”出入当地行政中心,时时横着膀子做螃蟹状,到处门生故吏,似乎不这样就显不出他的威严——怎么说呢?这种人真算不上一位像样的校长,更不用说教育家了。他的眼光就局限于那个地盘,虽然他可能游遍欧美,满口拽词儿,可是他的视野无法超越那座挖了几千年的深井,原因只在于作为“蛙王”的他乐在其中。

晚清名臣左宗棠本属于湘军一脉,他的成功离不开曾国藩的大力举荐,但是后来两人生出龃龉,多年不往来。左宗棠时常批评曾国藩虚伪,曾国藩却不以为意。无论文治、武功、著作、做人,曾的境界、格局和影响显然都要高左氏一筹。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挽之曰“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并对曾氏后人多有照料。以“今世诸葛亮”自居的左宗棠有自知之明,他的“自愧”坦率真诚,不失君子之风。做教育,如果没有曾氏的雅量,最起码要有左氏的自知之明,切忌把本为天下公器的教育作为一己之私,在自己的小作坊里“纵横捭阖”。

 

(《山东教育》20186月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