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

多年前拜读朱学勤先生《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至今还记得，但是朱先生已经不复当年矣。朱先生当年那篇雄文，有高度，蕴真情，还拥有当代学人难得一见的漂亮纯粹文字，难能可贵的宽仁包容气度。近年写《鲁迅思想的短板》，上述所云消解几尽。身为自由主义思想重镇，相当于戴上孙行者金光灿灿的紧箍，不过猴子是吃了观音的骗，吾国精英，自由主义也好，新左派也罢，金箍是自己抢来的，虽然疼痛却乐在其中。哪像他们自由主义的鼻祖胡适之，生前从没有想过建号称王，自然可以乘奔御风，泠泠然做逍遥之游。

不像朱先生，有时我会想起梁实秋，不过是被动的。一家出版社要为中学生出版一册梁先生散文的导读集子，任务分给在下，我诚惶诚恐，细读他的作品。可最终，出版社与海峡彼岸的梁夫人韩菁清女士谈版权未成，我也只能作罢。读梁先生大作，曾是高品位阶层的时尚。梁先生文风优雅幽默、收放自如，既透着一脉相承的名士气，又不乏英伦的绅士风格。以一己之力翻译莎翁全集，传播文化薪火，更着实可敬可佩。

梁先生是鲁迅的论敌，众人尽知。论敌而已，然而吾辈读书时，文字之争会贴上诸多凛然不可冒犯的标签，受教育者只能接受。彼时梁先生的形象被定格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印象深刻极了——时间迟早会还一个本来面目。

然而梁先生和鲁迅人生境界毕竟有差异。

梁实秋和闻一多是清华同学，同时赴美留学，归国之后多次同事，同为新月中人，私交不同寻常。闻先生离世以后，梁实秋著文怀念，对闻一多昆明罹难一事，以不知情为由，只字未提。《闻一多全集》的编辑工作梁应是不二之选，但是却由朱自清牵头。据说佩弦先生与闻先生并非挚交，且时已身患重病。明哲保身原无可厚非，但这干系未免脱得太干净了。

反观鲁迅，虽然属蛇善逃，可一生站在专制、暴政、霸道、阴谋的对立面，几乎凭一己之力对抗。遭过通缉，遭过解职，遭过威吓，遭过逃亡。纪念刘和珍、纪念柔石、纪念白莽、纪念杨杏佛……瞿秋白在他家避难，以人生知己坦诚相待；秋白就义后，以燃烧殆尽的生命烛火编辑他的文集——那是萧红回忆文章中出现最多的场景，何需要冒杀头危险，《海上述林》设计精美，为当日国内罕见。秋白临难前做《多余的话》，反省人生路途，但是他宁可抛却珠玉之身，也断不会背弃自己的信仰。梁先生志不在此。鲁迅被视为斗士，秋白是烈士，梁先生只能是名士、绅士。

梁先生写创造社诸君子，写到郁达夫，记述郁先生出入青楼，而陪伴的自己出身清华，爱惜羽毛。达夫先生倾慕卢梭，为人坦荡，并不隐讳自身的此种经历。梁先生呢，叙述朋友隐私倒也罢了，一味撇清自己，其实未必澄澈。

梁先生与鲁迅论辩，暗指对方拿了卢布，这等于借当局之手置对方于死地——也可能无意，鲁迅被视为刻薄、睚眦必报、刀笔之吏，但他至多骂对方“洋场恶少”“做阔人的女婿”“四条汉子”，内存朴厚之意。这位“世故老人”，总是把缺点放在胸前，而且无限放大，给别人留下口实；别人却习惯把缺点放在背后，浓抹，或者淡妆。

梁先生的挚友陈西滢是鲁迅前期的主要论敌，有一枝妙笔，有一张利口，有一位和林徽因女士争夺徐志摩日记的美貌多才娇妻。女师大风潮中，他站在同乡杨荫榆女士一边，无形中成了段政府一党。虽然并不赞同这种大量耗费木材的方式，但鲁迅习惯性地站在弱势一方，不惜与自己上司对簿公堂，虽然不免有意气的成分，可是几十条鲜活的生命面前，墨写的谎言与血写的事实面前，作怎样选择，孰高孰低无需多言。西滢先生还有一件事让鲁迅终生愤愤不已，那就是他指责《中国小说史略》剽窃日本学者盐谷温，这件事情真相显而易见，构不成公案，然而仍然深深地伤害了鲁迅。鲁迅辞世时，陈西滢的师长辈蔡元培先生挽之：

著作最谨严，岂徒中国小说史；

遗言有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

上联应该是对逝者极佳的抚慰。

鲁迅身后，苏雪林致信胡适，旧事重提，语词极端。胡适复信：“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中国小说史》写作时，胡鲁两位曾经亲密合作，适之先生乃知情者，最具发言权。从新文化运动到1928年，两位由亲而疏，且鲁迅对胡适多有批评讥诮，胡适却从未回复，其实鲁迅与新文化运动时的胡适本非至交，而且多有保留——里面既有个性原因，也有文化背景因素：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粘一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文风虽是一贯的含蓄，但“不透明者”，城府深也，再进一层甚至是……被他人认为目光如炬的鲁迅识人目光并不精准，这次更是看走了眼。

因为“三一八惨案”，周氏昆仲与陈源势同水火，笔战争得不可开交。是时鲁迅胡适二位已经出现裂痕，而且从私交而论，胡陈同属“现代评论派”，属于“一党”。然而一贯理性温和的胡适仍然致信三人居中调解：

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你们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仇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深知道你们三位都自信这回打的是一场正义之战；所以我不愿意追溯这战争的原因与历史，更不愿评论此事的是非曲直，我最惋惜的是，当日各本良心的争论之中，不免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由这一点动机上的猜疑，发生了不少笔锋上的情感；由这些笔锋上的情感，更引起了层层猜疑，层层误解；猜疑愈深，误解更甚。结果便是友谊上的破裂，而当日各本良心之主张就渐渐变成了对骂的笔战。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从今以后，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头睬那伤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头来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上走。

如此情怀，即使民国时代也属罕见。胡适与陈独秀，五四后道不同而不相为谋，可是友情却保持了一生。陈独秀每次入狱，胡适皆奔走忙碌，出狱后再为老友的生计操劳，这一点连毕生桀骜的陈独秀也深知。

1959年，晚年胡适倡导“宽容比自由更重要”。1936年，鲁迅辞世前说：“我一个都不宽恕。”恕道直道，各得其妙。

上世纪50年代，胡适寓居美国，这大概是他“暴得大名”之后最困顿最寂寞的时段。那时候，一些后辈有机会向他拜谒求教，沐浴春风。于是有了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有了陈之藩的《在春风里》。唐德刚、陈之藩包括与胡适有间接渊源的余英时，对胡适仰慕不已，对鲁迅评价不高。感情因素之外，与他们自身的英美文化背景有关。他们与鲁迅天生隔膜，误读曲解在情理之中。倒是胡适自己，坊间说法他认为鲁迅“是我们的人”，不像如今的自由主义、新左派这样泾渭分明、壁垒森严。

陈之藩年轻时，无钱去美国留学。胡适听说后，送给他一张四百美元的支票。陈之藩后来把钱还给胡适，胡适写信说：

谢谢你的来信和支票，其实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四百元。我借出去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去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

陈之藩后来说：“我每读这封信时，并不落泪，而是自己想洗个澡。我感觉自己污浊，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样澄明的见解和这样宽广的心胸。”

类似的事，胡适、鲁迅都做过不止一次，属于他们的一种无意识习惯。套用朱学勤先生的话，在一个没有宗教资源的世俗国度，固守在世俗精神能够支撑这个高度，这是圣者的襟怀。

胡适溘然长逝，蒋介石挽之：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德学俱隆

使用白话体，对仗不工，显然为了尊重逝者白话文宗师的身份，评价颇为公允。最精彩的当属墓志铭，撰写者为胡适遗嘱的执行人、学生、朋友、历史学家毛子水——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

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

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庄重平易，为逝者倡导白话文的至高境界。用在他人身上可能“伪崇高”，对于胡先生，恰如其分，这是民间的评价。

鲁迅逝世后，名声最大的权威评价源自毛泽东——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民间评价书于一面旗帜，覆盖于先生瘦削矮小的身躯，白底黑字：民族魂。同样恰如其分。

胡适生前，那位特殊“学生”发起运动批判他，一时间云诡波谲，风云变色，故旧、门徒包括儿子，被迫或者自愿，执笔若箭，纷乱如雨，文字煌煌三百万巨，他都认真读了，最终一笑置之。反右时，留在大陆的次子胡思杜自杀，那时先生肯定不会心如止水。

鲁迅生前身后，积毁销骨。一直到最近被误导的“退出语文教材”事件，不断有人营营不已。可怜国人骂战的水准，无论智力、学养、涵养、气度，非但没有进步，反而全面退化。时至今日，批判者承继最多的乃刘亭长与朱和尚的流氓无产者文化，且在不时滋生新花样、新招数、新版本。对于先贤，你可以反对他，但是绝不可以轻慢他，更不可以侮辱他，我们却正好相反。当年，新月才子、胡梁朋友叶公超先生在鲁迅去世后，找来能够找到的所有鲁氏作品阅读，感佩之下撰文怀念，对鲁迅的褒扬甚至胡适都看不下去，戏称：“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到你的头上。”文章结尾精彩之至，通用于过往今日的批判者：

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

他们之于现代中国，犹如伏尔泰、卢梭之于法兰西，他们应该进入本民族的先贤祠，在精神殿堂中，获得国人恒久的缅怀和祭奠。

钱穆先生属于鲁胡之外的文化谱系，他是另外意义上的巨子。钱宾四先生富于史家气质，堪称范本。坊间传言其公子钱逊曾经萌生为父亲做评传的想法，钱先生以为儿子不合适担当此任，未成。钱逊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在清华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组、哲学教研组任教，1982年后开始转攻中国思想史。

国人著史，最尚“实录”精神，然而也最稀缺。先生此举，堪为另类“实录”。

（《山东教育》2011年1、2月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