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的阳光

我终于坐在婆婆的小屋里了。还是那座低矮的砖瓦房，房子因着日月的冲刷有些残破，衰老的身形如同耄耋之年的老人，透露出一分安逸与宁静。房主原是一本家亲戚，后来全家迁到城里去了，这房子便归了婆婆。十几年前，就是在这所房子里，我做了赵家的媳妇。

秋天的阳光像一杯清澈的橙汁，温暖而透明，静静地流淌在房顶上、院子里，以及院子外的田野中。婆婆的家没有院墙，也没有篱笆，院子里种植着蔬菜瓜果，高高低低错落有致地延伸出去，与原野连成一片。微风吹过来，棉叶相互摩挲着发出刷拉拉的响声，站在沟沟坎坎上的向日葵抿着嘴儿对着太阳微笑。陶醉在其中，我的气息渐渐与它们融为一体。错过了桃红李白的季节，原野上最张扬的莫过于成片的牵牛花了，它们依附在各种支撑物上，伸展着细长柔软的茎，顺势把娇嫩的喇叭送出来，把乡村装点得火腾腾的。

我默默地坐在堂屋里，阳光从门口溜进来躺在青色的地板上，像慵懒的猫；门框上一根挂帘子的丝线，随微风摇摆着，地上便生出一条跃动的蛇；小猫儿歪着脑袋瞄准，扑空了，摔了跟头，“喵”地一声躲到旁边生闷气去了。

婆婆跪在玉米粒子形成的金色的海上，瘦筋巴巴的手翻动着它们，像犁铧翻开黄色的土地。她静静地跪在上面，神情安闲地像一片落叶。六十多年前，一个黄瘦的女孩，在贮满春风的黄河滩上挖野菜，捡鸟蛋，打猪草。一个女人走过来，拉着她的手说：“妮，娘给你找了一个能吃饱饭的地方。”她被母亲牵引着来到一户人家，做了赵家的媳妇。那一年，她十五岁。

第一次见婆婆是在清明节后的一周。正是柳絮飞舞，燕子衔泥的季节。一家人围桌而坐，正要拿筷子吃饭，婆婆站起身，走到一个长方形的水泥柜前，小心地揭开半块水泥板，然后探身把胳膊伸进柜子里，努力地抓摸着什么，因为身材矮小，她不得不踮起一只脚。终于，婆婆拎着一兜红彤彤的东西走过来，摊在我的眼前，是一兜红皮鸡蛋，她笑着说是清明节给我们留的。

我苦涩地笑着，懒洋洋地剥开一只，一股氨水味儿直冲向鼻子，看着准老公赵君若无其事地吃着，我只好勉强吃了一个，便谎称饱了不敢再吃。婆婆一直微笑地看着我俩，把吃剩的包起来让我们带走。那年月在农村鸡蛋还算是奢侈品，不知道她用了多长时间攒了这些鸡蛋。那一年，她六十八岁。

我的婚礼办得十分简朴，公公婆婆上了年岁，一切靠哥嫂们支撑。婚房是借用四哥的那所低矮的砖瓦房（四哥已经离婚多年，独居一室），不大的卧室里，摆着一张用砖支撑着的双人床，床上摆着花花绿绿的棉被，墙壁上贴着几张明星照，就算是装修了新房。我知道，等过了明天，这张瘸了腿的双人床，这些花花绿绿的棉被，连同墙上的贴画就都不属于我了。我只不过是这房子的一个匆匆过客。

那是一个五月天，天空下着蒙蒙细雨。我被他们家敲锣打鼓地接过来，憧憬着电影中的婚礼片段，却无法把眼前的情景与理想连接起来，一生追逐浪漫的我做了一个最质朴的新娘。好在礼数一点也不少，窗台上摆着年糕枣栗子等物品，婆婆亲自把面条饺子端过来让我象征性地吃几口。祭拜天地的时刻快到了，婆婆与本家婶子媳妇们跪在供桌前，一边烧纸一边默默地祷告，纸灰在春风里飘摇着，有几片沾在婆婆的头上脸上。她长时间跪在那里，用手拨拉着带着火焰的烧纸，以表示对祖先的虔敬。年迈的婆婆也许被四哥坍塌的婚姻吓坏了，她实在不愿意在衰败的年轮上再添败笔。那一刻我被感动了……

婆婆披着一身阳光走进屋来，打断了我的思绪。

八十多岁的婆婆显得更矮小了，脸上又增添了许多皱痕，两颊依然红彤彤的，显示出硬朗的本色。她除去每天侍弄院子里的瓜菜之外，还要给四哥洗衣做饭，顺便伺候一只性格乖戾的猫。在我的印象中，婆婆喜欢吃野菜，调制野菜的方式也与众不同。一次回家，看到婆婆的饭篮子里躺着一张油绿的面饼，面饼上白干干的没有一滴油，尝一尝味道略苦，却极有滋味。询问做面饼的秘诀，原来是把掐来的曲曲菜放在阴凉处风干，等到野菜失去水分后，再淘洗干净，卤上盐，洒上面揉成面饼，在柴火大灶上烙制而成。贪馋的我回家尝试了几次，却调不出那般口感和心情。

门前那棵胳膊粗的蜡条树早已长成牛腰粗的大树，树冠上的叶子稀稀拉拉的，叶子上垂下一根根细丝，每一根细丝上吊着一条灰色的虫子，在微风中悠闲地荡秋千。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正午的阳光安逸地洒在青色的地板上。婆婆又伸着饭勺为我添稀饭了，静悄悄的，勺子一直伸到我捧着的粗瓷大碗里……

（《山东教育》2011年1、2月第3、4期）